苏绰(平均的意思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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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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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绰,平均的意思是什么?
平均的解释
词语解释:
◎平均píngjūn
(1)[average]∶按份儿均匀计算
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三
(2)[equally]∶均匀,没有轻重或多少之别
平均分摊
引证解释:
⒈ 齐一。
引
《礼记·乐记》:“脩身及家,平均天下。”
《国语·楚语下》:“楚国之能平均,以能復先王之业者,夫子也。”
《史记·滑稽列传》:“天下平均,合为一家。”
明李贽《晁错》:“夫申商之术,非不可平均天下。”
⒉ 均匀,没有轻重或多少之别。
引
汉荀悦《汉纪·高祖纪二》:“分肉甚平均,父老善之。”
《北史·苏绰传》:“然宜令平均,使天下无怨……平均者,不舍豪强而徵贫弱,不纵姦巧而困愚拙。”
萧军《大连丸上》:“‘到青岛去--’,我心脏的跳动不平均了。”
2. 皇帝明知为何大多放任不管?
千里为官只为财
古代为官大约五种途径,科考、军功、保荐、捐官以及封荫,无论哪种途径进入官场,大部分人心中都有这么个潜意识,做官为发财,做大官,发大财。这种现象,和珅与纪晓岚那段对话说的很明白
古往今来,贪官多,还是清官多?贪官如黄河之沙数不胜数,清官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当然,有的官员并非想贪,但不得不贪
比如某个官员上任前,左宗棠问他,到了地方怎么为官?该官员说,无他,贪足2000两银子。左宗棠问,为什么?官员回答,宗亲培养我几十年,得回报他们。左宗棠沉思点头说,去吧。后来这个官员到了地方,官声很不错,一年后拿着“赚”来的2000两银子挂印而去
面对贪腐,皇帝也是深恶痛绝
官场的贪腐陋习,历代皇帝都是深恶痛绝,明清两朝针对地方官和京官三年一次的京察、外察制度,里面贪腐就是其中审查红线。平时还有御史台都察院随时盯着,无论大清律还是大明律,官员贪腐,都是重罪。治理贪腐,有的是渠道
只是,又回到开头的那句话,千里为官只为财,上下沆瀣,渠道难以畅通
有两个皇帝,管理的非常严厉
治理贪官最狠的是朱元璋,不过他也无可奈何。老朱感慨,这贪官早上杀,下午出来,下午杀,晚上又出来,人有智穷,贪官杀不尽
比起朱元璋,雍正做的更好一些,他除了杀,也为官员着想,搞出了火耗归公,养廉银制,让官员们拿干净钱。可惜,雍正死的不明不白,到乾隆时期,出了个和珅……
以上
感谢阅读,一家之言,喜欢点赞加关注,常聊聊3. 周礼在现代是否还有借鉴价值?
《周礼》本名《周官》,本质是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礼记》礼学是士本位,而《周官》是官本位。士本位是有教养的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照顾好大家,官本位是有职责的人在位置上做好自己。两者跟平等不平等一点关系都没有。孔子希望恢复周礼,并不是追求森严的刻板的等级制度。对于儒家而言其发展脉络是一个逐步被污染和堕落的过程。孔子以及儒家早期是非常活泼的学说而非刻板的教条。孔子希望人们恢复那种淳朴的、仁爱的生活氛围,这种生活氛围的表达才是周礼的秩序感,换句话说是现有因人们的淳朴素养而来的社会氛围,才体现出周礼那样的被孔子表扬的秩序社会。现在人弄反掉了,认为孔子是教条的刻板的要恢复那些条框,实在是误读了圣人。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比于我老彭。可知那个孔子所在的时期人类的人文思想文明已经开始退化。很多人认为当今的科技进步也等于人文进步,实际上历史的发展长河一直是人文退步的过程。看看当下光怪陆离的互联网怪闻、伦桑的人伦。可是比孔子时期不知又堕落了多少倍了。
——《周礼》社会正义观念诠释
摘 要:《周礼》乃是战国时期、亦即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的儒者的一套“乌托邦”、“理想国”性质的社会制度规范的设计。作为儒学的重要经典,《周礼》的根本意义并不在于其所设计的那些具体的、可以损益的制度规范(礼),而在于其背后的普适的正义原则(义),包括正当性原则(公正性、公平性)、适宜性原则(时宜性、地宜性)。正当性原则要求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为仁爱,并且超越差等之爱,指向一体之仁。适宜性原则要求制度设计充分考虑到具体的生活方式的时间、空间的条件。通过这种正义思想的揭示,《周礼》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再次成为重要经典。
关键词:周礼;正义原则;正当性;适宜性;现代价值
近年来,人们对“三礼”、包括《周礼》的学术兴趣大增。这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近年来兴起了儒学热,而“礼学”一向是儒学的基本内容;二是国际国内的现实的制度规范问题,诱发了人们对于儒家关于制度伦理的思想的关注。但《周礼》研究中,有一种倾向是值得警惕的,那就是过多地关注其具体的制度设计,而几乎无人留意其制度设计背后的原则精神。有人甚至想把那些具体的制度规范照搬到今天来,其结果不免导致某种“原教旨主义”的危险。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周礼》的真正价值并不是那一套具体的制度设计,而恰恰是那些制度设计背后的某种隐而不显的原则精神,惟有这种原则精神才是可以超越历史时空的“普世”原则,这是本文想要力图加以揭示的。
一、《周礼》文献的时代性质
《周礼》原名《周官》,乃西汉景、武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的先秦古书之一。贾公彦《周礼正义序》指出:“《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①]此书直到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府文献才发现,并加以著录。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更名为《周礼》。东汉初,刘歆门人杜子春传授《周礼》之学,一时注家蜂起,郑玄序云:“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周礼注疏序》)到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之作注,《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
关于《周礼》的作者及其年代,历代学者进行了长期的争论,正如《四库提要》所说:《周礼》“于诸经之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古代名家大儒,近代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穆、钱玄同、郭沫若、徐复观、杜国庠、杨向奎等著名学者,都介入这场大讨论,大致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这些争论的具体意见,对于本文的主旨来说,没有必要在此详述;我们只需简要地指出若干基本的事实,以确定《周礼》的文献性质便足矣。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所有先秦文献都没有提到《周礼》一书。在先秦文献中,较为集中地记载先秦官制的文献是《尚书》的《周官》篇和《荀子》的《王制》篇。
但《尚书·周官》已亡佚。今有《古文尚书·周官》仅数百字而已。曾有人认为,《周礼》原名《周官》,应当就是《尚书》的《周官》篇。但可以肯定,《周礼》并非《尚书序》所提到的《周官》。贾公彦《周礼注疏序》引《汉书·马融传》:郑众“独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还归在丰,作《周官》’,有此《周官》也”,此说“失之矣”;又引郑玄序,也说“是言盖失之矣”。郑玄进而指出:《尚书》“《盘庚》《康诰》《说命》《泰誓》之属”,“今多者不过三千言”,而“《周礼》乃六篇,文异数万”;“又《书》之所作,据时事为辞,君臣相诰命之语”,而《周礼》“终始辞句,非《书》之类,难以属之时有”。《周礼注疏序》又引汉儒之说:“然则《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附离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这些材料其实已证明了《周礼》实非《尚书·周官》。
《荀子·王制》所记官制,大体可以反映战国后期列国官制的发达程度,但其总共只有七十多个官名,约为《周礼》的五分之一,而且没有《周礼》那样的六官体系。
此外,《春秋左传》、《国语》中有不少职官记载,但没有任何一国的官制与《周礼》相同。尽管从西周到西汉的每一个时期,都可以找到若干与《周礼》相同的官名,但谁也无法指认出与《周礼》职官体系一致的王朝或者诸侯国。另外还有《礼记》《仪礼》《孟子》等书也有许多关于官制的记载,但也都往往与《周礼》官制不同。故《四库提要》引孙楚之说:《周礼》所载,“建都之制不与《召诰》《洛诰》合,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设官之制不与《周官》合,九畿之制不与《禹贡》合”;且进一步指出:“《左传》所云‘礼经’皆不见于《周礼》”;“《仪礼·聘礼》宾行雍餼之物、禾米刍薪之数、笾豆簠簋之实、鉶壶鼎甕之列,与《掌客》之文不同;又《大射礼》天子诸侯侯数侯制,与《司射》之文不同;《礼记·杂记》记载子男执圭,与《典瑞》之文不同;《礼器》天子诸侯席数,与《司几筵》之文不同”;“如斯之类,与二《礼》多相矛盾”。
但《四库提要》对此种种矛盾的解释是:“夫《周礼》作于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其东迁以前三百余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损益,除旧布新,不知凡几。其初去成康未远,不过因其旧章,稍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于是以后世之法竄入之,其书遂杂。其后去之愈远,时移势变,不可行者渐多,其书遂废。”并引张载《横渠语录》:“《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直至晚清孙诒让著《周礼正义》,仍然坚持《周礼》乃是周公所作:“粤昔周公,缵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周礼正义序》)然而,这个结论遭到近代以来众多学人的质疑。其实,孙诒让《序》自己也说:“此经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非徒周一代之典也”,“是岂皆周公所肊定而手刱之哉!”今天多数学者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乃至于汉初)。[②]
本文认为,大致来说,《周礼》是战国儒家通过制度设计来表达治国理想的一部著作,其所描绘的国家是一种“乌托邦”(Utopia);其中尽管存有一些古礼的记载,但总体上并非历史性的记录,而是建设性的规划;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这表明此书的许多内容乃是一种“创作”,故此书乃是“理想国”性质的作品。[③]
二、《周礼》内容的时代指向
《周礼》设计的社会制度规范系统极为全面,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方面的国家制度,也有诸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方面的具体规范,涉及从朝廷到乡野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制度规范,《周礼》分为六类职官,《天官·大宰》谓之“六典”:“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天官·小宰》谓之“六属”:“一曰天官,其属六十,掌邦治”;“二曰地官,其属六十,掌邦教”;“三曰春官,其属六十,掌邦礼”;“四曰夏官,其属六十,掌邦政”;“五曰秋官,其属六十,掌邦刑”;“六曰冬官,其属六十,掌邦事”。[④]其分工大致为:
(1)天官冢宰,大宰及以下共有63种职官,负责宫廷事务;
(2)地官司徒,大司徒及以下共78种职官,负责民政事务;
(3)春官宗伯,大宗伯及以下共70种职官,负责宗族事务;
(4)夏官司马,大司马及以下共70种职官,负责军事事务;
(5)秋官司寇,大司寇及以下共66种职官,负责刑罚事务;
(6)冬官百工,涉及制作方面共30种职官,负责营造事务。[⑤]
伪《古文尚书·周官》有类似说法:“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但这种说法可能更晚出,是对传世《周礼》的抄袭、概括而已。
《周礼》之所以由《周官》而更名为“周礼”,意味着在汉儒看来,社会的所有一切制度规范,可概名之“礼”。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话语中,“礼”乃所有一切制度规范的概称。汉语之“礼”,尽管最早、最狭义的用法指“事神致福”的祭祀礼仪(《说文解字》),但其最广义的用法则是指的所有一切制度规范。所以,贾公彦谈到为什么主礼的春官之职不能说“礼百官”、而应说“统百官”时,解释说:“礼,所以统叙万事,故云‘统百官’也。”(《天官·大宰》)所谓“统叙万事”,意味着“礼”乃统摄着所有一切制度规范。
上节已经说过,《周礼》的制度规范并非以往社会的实际制度,而是一种指向未来的理想设计。如果《周礼》确实是战国时期的产物,那么,它的创作正好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必定反映那个时期的历史趋向,因此,其制度设计的目标应该并不是指向转型之前的社会时代,而是指向转型之后的社会时代。为此,有必要简要谈谈中国社会历史及学术的分期问题。中国社会历史及其学术可以分为三个时代,其间有两个转型时期,大致情况如下表:
时代
时期
社会
经济
政治
行政
学术
王权时代
夏商西周
宗法社会
王土经济
贵族政治
封建制
古学
春秋战国
第一次大转型
子学
皇权时代
自秦至清
家族社会
地主经济
专制政治
郡县制
经学
近现当代
第二次大转型
新学
民权时代
市民社会
资本经济
民主政治
省市制
国学
表中的时代称谓“王权”“皇权”“民权”乃标示国家主权(sovereignty)行使者的变动:王或天子→皇帝→公民。主权行使者的历史变动是由于生活方式、社会主体的变动:宗族→家族→市民。家族社会虽然仍讲宗法,但其宗法已不具有宗法社会“家—国—天下”同构的地位,这是本质区别。这在经济上表现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变动:王土公有制→地主私有制→资本主义。又在政治上表现为基本政治制度及其主体的变动:王领导下的血缘贵族集体统治→皇帝的专制→公民的民主政治。
要注意的是,《周礼》各篇开头都讲“惟王建国”,似乎是指向王权社会的,但这只是表达方式的问题,实际上《周礼》的制度设计是指向未来帝国时代的皇权的,只不过当时尚无“皇帝”之称(秦始皇才首创“皇帝”之称)。[⑥]
表中所谓“古学”是指的诸子百家兴起之前的学术,以“六经”或“五经”为代表,实际上主要是《诗》《书》及《周易》古经,即孔子“述而不作”之所“述”(《论语·泰伯》)。此后便是百家争鸣的“子学”兴起。秦汉以来、直到清代,中国学术的主体则是广义的“经学”。然后是近代的与“旧学”(或称“中学”)相对的“新学”(其主要内容是“西学”的传入)。至现当代,中国学术已多元化,主要是两方面,即意识形态化和科学化;但就传承中国传统学术而论,其主体部分可称为“国学”。[⑦]
显然,就其时代背景而论,《周礼》应该属于“子学”范畴(儒家当时属于百家之一,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也包括儒家);其制度设计之指向,乃是社会转型的趋向。唯其如此,《周礼》的实际影响是在后来的皇权时代。例如,从隋代开始实行的“三省六部制”,其“六部”就是仿照《周礼》“六官”而设置的;唐代将六部定名为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至清。历朝修订典制,如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大明集礼》等,也都以《周礼》为蓝本,斟酌损益而成。所以说《周礼》并不是王权时代的经典,而是皇权时代的经典。而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任务是:如何使《周礼》进而转化为民权时代的一部经典?
三、《周礼》思想的观念结构
更值得注意的是孙诒让《周礼正义序》指出的事实:《周礼》在后来皇权时代的实际运用往往是失败的。“刘歆、苏绰讬之以左王氏、宇文氏之篡,而卒以踣其祚;李林甫讬之以修《六典》,而唐乱;王安石讬之以行新法,而宋亦乱。”其所以如此,孙诒让更进一步指出:“不探其本,而饰其末,其侥倖一试,不旋踵而溃败不可振,不其宜哉!”这个批评的对象是《周礼》的后世运用者,而非《周礼》本身;但事实上《周礼》本身在制度设计上就是空想的,并不能真正切合于后来的皇权社会。《周礼》的真正价值不在其制度设计,而在其赖以进行制度设计的更为根本的原则精神。
或许多多少少有见于此,孙诒让在《周礼正义序》中点出了“本末”问题:“不探其本,而饰其末。”何为“本”、何为“末”?孙诒让说:尽管古今变易,然而“人之性犹是也;所异者,其治之迹与礼俗之习已耳”。这就是说,“本”是不变之人性,“末”是可变之礼俗。这使人想起庄子借老子之口所说:“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庄子·天运》)性是“所以迹”,是不变的;礼是“迹”而已,是可变的。因此,孙诒让进一步指出:
画井而居,乘车而战,裂壤而封建,计夫而授田,今之势必不能行也,而古人行之;祭则坐孙而拜献之以为王父尸,昏则以姪娣媵而从姑姊,坐则席地,行则立乘,今之情必不能安也,而古人安之:凡此皆迹也,习也。沿袭之久而无害,则相与遵循之;久而有所不安,则相与变革之:无勿可也。
这确实是一种卓越的见识。孙诒让明确提出:“为治之迹,古今不相袭。”他感叹道:“而承学之士,顾徒奉周经汉注为攷证之渊棷,几何而不以为已陈之刍狗乎!”
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来说,《周礼》之“礼”、即其制度规范条文,可以分为三类:有些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但是很少;有些在今天还可以参考斟酌;而更多的则完全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而在于:我们根据什么来判定其是否还具有现实价值?为此,孙诒让是提出“人之性”来加以解释的。那么,什么是人之“性”?
所谓“人之性”,按孟子的思想,主要就是“仁义”,即《孟子》一书开宗明义所提出的“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孟子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一个观念结构:仁→义→礼。这个观念结构的普适意义在于:对于任何社会群体的生存来说,都需要“礼”(制度规范);然而制度规范的建构及其变动,其根据乃是“义”(正义原则);而正义原则的最终渊源,则是“仁”(仁爱情感)。这些问题,以下各节将会详加讨论。
当然,《周礼》全书,“仁”字仅出现1次,“义”字仅出现4次或者3次。[⑧]但我们对此可提出两点解释:其一,《周礼》本身的直接目的不是讨论正义理论,而是设计具体制度,所以,直接谈“仁”与“义”的地方不多;其二,尽管如此,这些具体的制度设计的背后,无疑仍然隐含着儒家正义理论的基本思想观念、尤其是“仁”与“义”的观念,否则它就不成其为儒家的经典,而这些恰恰是有待于我们去发现、发掘的。研究表明,《周礼》作为儒家经典,其对于“礼”与“仁”“义”之关系的理解,大体上是与孟子一致的;换言之,《周礼》的基本观念结构还是“仁→义→礼”。
例如,按《地官·大司徒》的说法,“仁”“义”属于“六德”,而“礼”“乐”则属于“六艺”,这里是有“德”“艺”的明确分别的:“仁义”之“德”属于内在之性,“礼乐”之“艺”属于外在之行。这也正是孔子所讲“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之意,即“仁→义→礼”的结构。与《大司徒》相应,《天官·宫正》同样区别“德行”(德行乃依据于内在德性)与“道艺”:“辨外内而时禁,稽其功绪,纠其德行;几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与其奇衺之民,会其什伍而教之道艺。”[⑨]
又如《地官·调人》:“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雠,雠之则死。”对此可以讨论三点:(1)郑玄注:“义,宜也。谓父母、兄弟、师长尝辱焉而杀之者,如是为得其宜;虽所杀者人之父兄,不得雠也,使之不同国而已。”孙诒让《正义》:“‘义,宜也’者,《中庸》文。”《中庸》明确指出:“义者,宜也。”这里的“宜”正是赖以制礼立法的两大正义原则之一:适宜性原则。(详下)(2)孙诒让《正义》云:“谓子弟、弟子、僚属,为父母、兄弟、师长被大辱而杀其人,是于情为不容已,即是得其宜也”;“父兄被杀,子弟本宜复雔,以其义杀,故令不得雔也”。这里的“情”尽管有多义,但仁爱无疑是其根本:爱其父兄,故恨辱其父兄者。此乃因情制礼、缘情立法。这也是“仁→义→礼”的结构。由“仁”而“义”,这也是赖以制礼立法的两大正义原则之一:正当性原则。(详下)。(3)贾公彦疏:“《论语》云:‘见义不为,无勇也。’彼义,则此有义者也,故云‘义,宜也’”;“谓父母、兄弟、会长三者尝辱焉,子弟及弟子则得杀之,是得其宜也”;“古者质,故三者被辱,即得杀之也。”这里特别指出“古者质”,是说《周礼》关于“杀人而义”的具体立法并不适用于任何时代。明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因“复雔”而“杀人而义”,这本身仍然是普适的,即“义”的问题;非普适的乃是如何杀人复雔的具体方式:或以私斗的形式杀之,或以诉诸某种法律程序的途径杀之,等等,这是随历史时代而变动的具体制度规范问题,即“礼”(礼法)的问题。
所以,事实上,《周礼》最重要的遗产恰恰不是“周礼”,不是那一套具体的制度设计,而是一套作为儒家正义论的观念结构,那就是儒家的“仁→义→礼”的观念结构。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正具有普世性的观念。
这里所涉及的重大根本问题是:如何重新认识儒家的礼学思想?人们历来认为,从孔子开始,儒家就是要恢复既有的周礼、古礼,乃至给人一种“复古”“保守”、甚至“倒退”“反动”的印象。其实不然。儒家的用意,可借用康有为提出的一句话来概括:托古改制。[⑩]“改制”是目的,这是孔子“礼有损益”思想的贯彻(《论语·为政》);“托古”是手段,是为了增强其改制的经典合法性。
4. 关于根源的成语?
拔本塞源】本:根本,根源。拔起树根,塞住水源。比喻防患除害要从根本上打主意。;报本反始】报:报答;本:根源;反:回到;始:开始。指受恩思报,不忘所自。;端本正源】端:端正,清理。
本:根本。源:根源。指从根本上加以整顿清理。;家学渊源】家世学问的传授有根源。
;孽根祸胎】灾祸的根源。
旧指坏的儿子。;起根发由】比喻指出事物的根源。;推本溯源】探索根源,寻找原因。;追本穷源】穷:寻求到尽头。追究事情发生的根源。;拔本塞原】①比喻背弃根本。
②铲除事物发生的根源。多用于坏事。亦作“拔本塞源”。
;叩源推委】指追究其根源。;溯流穷源】溯:逆流而上。往河流上游寻找发源的地方。比喻寻求事物的根源。;头痛灸头,脚痛灸脚】指针对疼痛的部位治疗,不追究病根。比喻只解决具体问题,不深究产生问题的根源。;头痛治头,足痛治足】比喻只解决具体问题,不深究产生问题的根源。
同“头痛灸头,脚痛灸脚”。;有本有原】指有根源;源源本本。亦作“有本有源”。;有本有源】指有根源;源源本本。
同“有本有原”。;追本溯源】本:根本;溯:探求。追究根本,探索源头,比喻追寻根源。
5. 形容人特别狡猾的成语?
狐之心指有豺狼和狐狸那样的凶残:奸诈。”
深奸巨猾犹老奸巨猾,没有甚么事可记;滑。心藏奸诈、狡猾的心肠,放刁撒泼。
出处;刁:《醒世恒言·张淑儿巧智脱杨生》,狡诈。”《宋史·食货志上六》。”
鹰头雀脑形容相貌丑陋而神情狡猾:怪僻。形容极不讲理。出处,行为狡猾。奸。
出处:“驱我令去:《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天宝元年》。”
目语额瞬眉毛眼睛能作态示意。
出处。形容人轻浮狡猾。
出处,不忠不孝。”
狡兔三窟窟。刁钻促掏狡猾而好捉弄人:奸诈、油滑,和别人不一样:洞穴。刁钻古怪刁钻:元·无名氏《陈州粜米》楔子。指使用刁钻狡猾的一套手段:《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小黠大痴,虚伪:“狡兔有三窟:明·王志坚《表异录·邑里》。”
揣奸把猾揣,都是浮头滑脑的。比喻人恶劣到极点。随有中年和尚油头滑脸,舞法扰民,凡里却怀着害人的主意。
出处:《敦煌变文集·伍子胥这文》。形容世故深而手段极其奸诈狡猾的人:无赖,仅得兔其死耳;古怪。刁钻促狭狡猾而好捉弄人。形容为人行事狡猾怪僻,言市人精黠也。
小处狡黠精明:“老奸巨滑。形容处事精明狡猾:“因某生前揣奸把猾。
出处,遂发材(豺)狐之心。
同“刁钻促狭”。出处?”刁钻刻薄刁钻:“近闻楚王无道:“俺两个全仗俺父亲的虎威:聪明而狡猾,拿粗挟细,重刑可也,腹有剑’。形容两面派的狡猾阴险,以清王化:狡诈:《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四回:“正看之间,待人苛刻薄情,有小和尚疾忙进报。”
油头滑脸形容人狡猾轻浮: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七回,诛妾家破亡消:“座中几个人,行若狐鼠奸诈象鬼蜮。狡猾的兔子准备好几个藏身的窝。
放刁撒泼放:《周书·苏绰传》,无能逃于其术者:元·无名氏《十样锦》第二折:“目语额瞬,帮闲钻懒,刁滑:使用,死后永做饿鬼:“你看古人中:唐·韩愈《送穷文》:狡猾奸诈。”
浮头滑脑犹言油头滑脑。出处。比喻隐蔽的地方或方法多:《战国策·齐策四》:元·杨暹《西游记》第四本第十三出:“若有深奸巨猾。”
刁滑奸诈刁钻。出处:“世谓李林甫‘口有蜜、奸邪、诡诈;撒泼,匿身州县,揣歪捏怪。出处。”
口蜜腹剑嘴上说的很甜美,故为背道者。”
奸同鬼蜮,杀一利百。出处。亦作“刁钻促掏”。
出处,不同寻常,伤化败俗,黑布衫,鹰头雀脑将身探。形容世故深而手段极其奸诈狡猾的人,那里有那些刁钻古怪的题目和那极险的韵。
同“油头滑脸”。形容人狡猾奸诈:“招弟的那一群油头滑面的小鬼听到这消息,而大处往往糊涂失算,作为抵抗,狡猾象狐鼠:蛮不讲理。”老奸巨滑奸:狡猾。”油头滑面形容人狡猾轻浮。”小黠大痴黠:“见一人光纱帽:老舍《四世同堂》六三:“虽老奸巨滑,悖乱人伦,也准备拚命给若霞喊倒好儿。出处,摆将出来:藏。极其阴险狡猾
6. 宇文泰为什么把权力交给宇文护?
宇文泰生前,其实并不是不想将权利交给自己的儿子,而是担心自己的儿子,根本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当时的局势。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宇文泰的儿子们,大多年纪尚小,能力又不是很出众。就算当时宇文泰不考虑那么多,直接把大权交给自己的儿子,等到他死后,他的儿子以及家人,也会成为“待宰的羔羊”,最后怕是只会给敌对势力白送人头。
想要说清楚宇文泰的传位问题,那首先我们要先清楚,宇文泰的西魏,当时情况是怎样的。
北魏末年,北方地区的战争不断,后来干脆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两大政权,直接瓜分了北方。当时北方的西魏和东魏谁也不服谁,为了争地盘而相互对峙,谁也不肯让步。而东西魏的两大代表人物,分别是高欢和宇文泰。这俩人是一人手里一个傀儡皇帝,而自己则是在皇帝的身后,默默地独掌大权。
当时的宇文泰和高欢,已经可以说是棋逢对手,但是其实一开始的宇文泰,只不过是一个没什么名气的年轻军官而已。高欢开始的时候,则是北魏最强军阀尔朱荣下的将领。
但是后来,由于尔朱荣过于狂妄自负,让当时的孝庄帝连哄带骗的给勾引到了洛阳,由于尔朱荣从来也压根就没把皇帝什么的放在眼里,导致最后被孝庄帝找人给直接杀了。
后来经过高欢的种种努力,高欢初次见到宇文泰的时候,他已经取代自己曾经的老大尔朱荣的位置,成为了北魏的丞相了。二人初次相见,是因为宇文泰当时奉命刺探情报,结果进入到了高欢的视线,高欢一见到宇文泰,大有一种“霸道总裁爱上了”的架势,当时就相中了当时的宇文泰,二话不说就想要宇文泰留下来辅佐自己。
只可惜,宇文泰并不为之所动,坚持要回到自己老大的身边。虽然当时高欢没有强行留下宇文泰,但是却不想宇文泰就此离去,之后还曾派兵去追赶宇文泰,可惜人家已经走远,来不及了。
宇文泰对于高欢来说,可以说是“一见误终身”了。但可惜,这可不是什么美好的故事,宇文泰注定是高欢人生中最大的敌人。
那宇文泰是如何一步步走向高位,能与高欢对峙过招的呢?
公元526年正月,宇文泰的父亲和二哥接连战死,不久之后,宇文泰的三哥宇文洛生,也被尔朱荣加以罪名,残忍杀害。而宇文泰见此情况,则是慷慨激昂的对尔朱荣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做什么对他有害的事,最后总算是说服了尔朱荣,自己才幸免于难。
随后,宇文泰转投到了尔朱荣的部将贺拔岳的麾下。因为宇文泰的父亲与贺拔岳的父亲,曾经交好,所以此时的宇文泰,在贺拔岳的手下也备受重用。
只可惜好景不长,公元534年,贺拔岳被谋杀。贺拔岳死后,手下的军队群龙无首,人心惶惶,军心溃散。这个时候大家都提议由宇文泰作为统帅,统领大家。宇文泰也借此机会,扛起了统领军队的大旗。
从这个时候开始,宇文泰就已经不是昔日贺拔岳手下的小将领了,而是成为了可以和高欢说得上话的地方军阀了。虽然此时的双方实力都很强大,但是双方并无明显矛盾,也还没有达到相互对峙的地步,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变成了“谁也不服谁”的境地了呢?
这里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当时北魏的皇帝,孝武帝。
公元534年,永熙三年,北魏孝武帝因为常年受制于高欢,经常要看高欢的脸色行事。作为一个皇帝,自己想要做什么,还要看一个大臣的脸色,这样孝武帝非常的恼火,不甘心自己逐渐彻底成为高欢的“傀儡”,在积怨纠结了很久之后,孝武帝开始计划征讨高欢,想一举将高欢拿下,从此自己开开心心的独掌大权。
事实证明,一位皇帝之所以会常年受制于一位大臣,大致上的原因无非就是,要么就是皇权落寞,已经没有官权大,要么就是自己的能力脑子没人家的强,要么就两者都有。这个孝武帝非常的不幸运,他属于两者都有。虽然孝武帝的想法很好,但是奈何这个孝武帝的本事实在是技不如人,而孝武帝又实在无法继续容忍高欢。
所以,这个孝武帝就听了大臣的话,想了一个馊主意,剑走偏锋,计划依靠当时的另一位新军阀,也就是宇文泰。孝武帝目的,就是想要挑起这两位猛人的冲突,然后坐山观虎斗,美美地希望,自己最后可以坐享渔翁之利。
只可惜,这个计划不光给高欢带来了一个强敌,更给孝武帝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宇文泰本人野心极大,这孝武帝又白白送来了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会,宇文泰自然是不能放过。所以,宇文泰后来直接杀了孝武帝,拥立了新的皇帝登基,这也就是西魏的开始。而宇文泰的老对手高欢见此,也不再藏着掖着了,摊牌吧!自己也拥立了一位新的皇帝,建立了新的政权,史称东魏。
至此之后,东西魏也形成了常年对峙的局面,而从这时候开始,高欢和宇文泰也成了不折不扣的死敌,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
在高欢的执政时间内,东西魏的战争从未停歇。虽然宇文泰在这些战争之中少有胜利,但是却也没有占到什么大便宜,更没有什么压倒性的优势。东魏一直都很强,所以这些失败对于东魏来说并未伤及根本,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彻底打垮东魏的机会。
东西魏在多年对峙的时间里,一直都是东魏的势力比较强大,西魏虽然也很厉害,但是总是差了那么一点。这其中的原因,其实主要是因为宇文泰接手军队时间不久,所以还没有完全崛起,势头自然也就没有高欢那么猛。
而高欢这边却是已经掌权多年,在宇文泰还什么都不是的时候,自己就已经做到了丞相级别,屁股做的是稳稳当当,权力也都是实打实的窝在自己手里。
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宇文泰也并没有急躁,虽然自己还没有完全崛起,那不如就厚积薄发,努力积攒自己的实力。所以西魏前期一直保持的也都是固守战术,只要我能防得住,那么你就拿我没办法。
而西魏采取的固守战术,也确实是扭转了局势。
公元546年,当时的高欢已经是年过五旬了,此时的高欢集结了十万大军,剑指西魏,想要攻下西魏的重要据点之一,玉璧。当时的玉璧守城将军名叫韦孝宽,而城内的士兵则是不过数千人,高欢当时几乎有着压倒性的优势。
可是,谁又能想到,韦孝宽依靠着自己的智慧,和手下的仅仅数千士兵,硬是挺住了。高欢带领东魏大军苦苦攻城攻了五十多天,最后可能老天都看不下去,随着一场瘟疫爆发,十万大军战死加上病死的,就高达七万多人,可以说是损失惨重。
后来就因为这次玉璧之战的失败,再加上损失了很多的士兵和资源,导致高欢忧郁成疾,一病不起。就这样,宇文泰一生中最大的敌人陨落了,东魏的龙头倒下了。可是一个龙头倒下了,还会有新的龙头站出来,而东魏的根本,并不会随着高欢的去世所瓦解。
反观西魏这边,宇文泰本身就不是自己起家,他接手的是别人家的军队,虽然这军队一直是以宇文泰为首,但是这其中,还存在很多和宇文泰几乎平起平坐的力量,这些力量一样不容忽视。而且因为早年间,宇文家族这边的亲人,包括宇文泰的父亲和兄弟,大多都死在了战场上,所以在宇文泰身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家族势力的支撑。
东魏还没有彻底瓦解,西魏内部又有着诸多内部派系,南方南朝这边也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势力,虽然自己的儿子当中,也有人已经成年,可是他们身上没有什么功勋,要怎么压制住这些力量,保护好宇文家的权利呢?如果这个时候贸然把位置留给自己的儿子,只怕会成为新的“傀儡”罢了。
所以最终,宇文泰在临终之前,只能在宇文家的众多男人当中,挑中了自己的侄子宇文护。相比之下,宇文护虽然只是一个侄子,但功劳和威望都相对更高一些。把权力交给他,也不至于会出现宇文泰死后,宇文家马上‘树倒猢狲散’。
了解了西魏当时的情况之后,我们也不难发现,宇文泰的一生其实非常艰难,而且也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事情。他的情况,和那些已经成功开国的皇帝不太一样,就连西魏内部的很多势力,都没能完全压制住。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把权利位置,留给能力以及功勋更大的侄子,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7. 而唐朝可以传承289年?
新王朝建立承袭前朝的政治制度这是很常见的,而一个王朝的兴盛衰亡和施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关系却不大,和国家内部的社会环境,外部的区域环境却是有很大联系的。
唐朝隋朝时期科举制度,三省六部制度的出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都是更有利于国家稳定发展的政治制度,从东汉灭亡到隋朝建立,中国持续内乱长达三百多年,虽然这种局面给一些乱世枭雄得以称霸一方的机会,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这却是最不愿意遇到的时代。
隋朝短命是因为君王不重民生,只重功绩,行政操之过急杨坚建立了隋朝,统一中国,在他执政期间,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而这也是所有封建王朝,在没有外部威胁时,能得到长远发展的根本。在隋文帝杨坚统治的二十多年里,国家逐渐富强,人口也不断得到增长。
隋朝
按理说隋朝是具备长远发展的条件。但这一切在杨广登基后发生了改变,隋炀帝杨广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君王,但他和隋文帝比起来,在政治上显然是不够成熟的。
隋炀帝年轻气盛,颇有雄心,开创了科举制,打破了士族门阀垄断政治权力的局面,开凿京杭大运河,增进了南北文化交流,促进了江南经济发展。
在隋炀帝执政期间,把隋朝周边的突厥、契丹、吐谷浑都揍了一般,稳定了隋朝西部,西北部的边境。他营建东都,迁都洛阳,而这一系列的事件都是在杨广登基后,五年内完成的,这个政绩是相当辉煌的,也可以看出来隋炀帝是一个追求高效,务实的皇帝。
隋炀帝杨广
但是隋炀帝忽略了一件事,在隋文帝执政期间,国家虽然积累下了不少家底,但毕竟隋朝建国不久,底子尚薄,而不管是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还是远征契丹,突厥,这些都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要从全国各地征发劳役。
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表面看似繁荣的景象而得到改变,民不聊生才是真实的情况,这是隋炀帝执政期间的最大失误。隋炀帝在大业八年到大业十年期间,三次远征高句丽,发兵百万,但最终隋朝却没能征服下这块土地,反而是损兵则将,大量消耗了隋朝的国力,隋朝逐渐走向衰亡。
在隋炀帝执政十年,征发劳役超过千万,上百万的百姓死在劳役途中,百姓对这样的统治者,忍耐早已到了极限,隋炀帝生活作风荒淫,朝廷中,奢靡腐败之风盛行,自大业七年起,隋朝各地先后爆发了民变,隋炀帝却始终坚持远征高句丽。
三征高句丽
大业十年,隋炀帝意识到隋朝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时,便迅速停止远征,与高句丽议和,撤军回国,而各支起义军却在接下来几年,相继形成势力,隋军已经疲以应付,杨广见大势已去,心灰意冷,大业十四年被叛军俘获缢弑。
唐朝的长久,和统治者能体会百姓疾苦,实行修养生息的国策有关。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李渊在公元618年,建立了大唐。而唐朝消灭其他势力,统一天下是到了公元624年。公元626年,玄武门之变发生,李世民登基称帝,为唐太宗,在吸取了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后,唐太宗开始施行以农为本,文教复兴的政策。
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从自己开始,要求百官厉行节约,减轻税赋,让百姓休养生息,在选拔人才的制度上,完善了隋朝的科举制,广开言路,隋朝有很大因素灭亡于三次远征高句丽,虽然唐朝最后也征服了高句丽,但在建国早期,对周边的国家,主要还是在武力威慑的背景下,友好睦邻,促进了边境稳定。
在唐太宗治理之下,社会逐渐恢复稳定,经济也得到了恢复,而在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统治时期,对内也延续了轻徭薄赋的政策,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受到的压迫也减少了,对外除了吐蕃存在威胁外,基本环境也是稳定的,这也是唐朝能延续289年的原因。
结语对于百姓而言,他们并不在乎统治者的丰功伟绩,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能否维持生计,对于绝大多数的百姓而言,都希望过上和平稳定的普通生活,不到万不得已,无法生存的境地时,他们都不会揭竿而起,而是否明白这个基本的道理,和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是否长远是有直接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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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绰,平均的意思是什么?
平均的解释
词语解释:
◎平均píngjūn
(1)[average]∶按份儿均匀计算
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三
(2)[equally]∶均匀,没有轻重或多少之别
平均分摊
引证解释:
⒈ 齐一。
引
《礼记·乐记》:“脩身及家,平均天下。”
《国语·楚语下》:“楚国之能平均,以能復先王之业者,夫子也。”
《史记·滑稽列传》:“天下平均,合为一家。”
明李贽《晁错》:“夫申商之术,非不可平均天下。”
⒉ 均匀,没有轻重或多少之别。
引
汉荀悦《汉纪·高祖纪二》:“分肉甚平均,父老善之。”
《北史·苏绰传》:“然宜令平均,使天下无怨……平均者,不舍豪强而徵贫弱,不纵姦巧而困愚拙。”
萧军《大连丸上》:“‘到青岛去--’,我心脏的跳动不平均了。”
2. 皇帝明知为何大多放任不管?
千里为官只为财
古代为官大约五种途径,科考、军功、保荐、捐官以及封荫,无论哪种途径进入官场,大部分人心中都有这么个潜意识,做官为发财,做大官,发大财。这种现象,和珅与纪晓岚那段对话说的很明白
古往今来,贪官多,还是清官多?贪官如黄河之沙数不胜数,清官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当然,有的官员并非想贪,但不得不贪
比如某个官员上任前,左宗棠问他,到了地方怎么为官?该官员说,无他,贪足2000两银子。左宗棠问,为什么?官员回答,宗亲培养我几十年,得回报他们。左宗棠沉思点头说,去吧。后来这个官员到了地方,官声很不错,一年后拿着“赚”来的2000两银子挂印而去
面对贪腐,皇帝也是深恶痛绝
官场的贪腐陋习,历代皇帝都是深恶痛绝,明清两朝针对地方官和京官三年一次的京察、外察制度,里面贪腐就是其中审查红线。平时还有御史台都察院随时盯着,无论大清律还是大明律,官员贪腐,都是重罪。治理贪腐,有的是渠道
只是,又回到开头的那句话,千里为官只为财,上下沆瀣,渠道难以畅通
有两个皇帝,管理的非常严厉
治理贪官最狠的是朱元璋,不过他也无可奈何。老朱感慨,这贪官早上杀,下午出来,下午杀,晚上又出来,人有智穷,贪官杀不尽
比起朱元璋,雍正做的更好一些,他除了杀,也为官员着想,搞出了火耗归公,养廉银制,让官员们拿干净钱。可惜,雍正死的不明不白,到乾隆时期,出了个和珅……
以上
感谢阅读,一家之言,喜欢点赞加关注,常聊聊3. 周礼在现代是否还有借鉴价值?
《周礼》本名《周官》,本质是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礼记》礼学是士本位,而《周官》是官本位。士本位是有教养的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照顾好大家,官本位是有职责的人在位置上做好自己。两者跟平等不平等一点关系都没有。孔子希望恢复周礼,并不是追求森严的刻板的等级制度。对于儒家而言其发展脉络是一个逐步被污染和堕落的过程。孔子以及儒家早期是非常活泼的学说而非刻板的教条。孔子希望人们恢复那种淳朴的、仁爱的生活氛围,这种生活氛围的表达才是周礼的秩序感,换句话说是现有因人们的淳朴素养而来的社会氛围,才体现出周礼那样的被孔子表扬的秩序社会。现在人弄反掉了,认为孔子是教条的刻板的要恢复那些条框,实在是误读了圣人。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比于我老彭。可知那个孔子所在的时期人类的人文思想文明已经开始退化。很多人认为当今的科技进步也等于人文进步,实际上历史的发展长河一直是人文退步的过程。看看当下光怪陆离的互联网怪闻、伦桑的人伦。可是比孔子时期不知又堕落了多少倍了。
——《周礼》社会正义观念诠释
摘 要:《周礼》乃是战国时期、亦即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的儒者的一套“乌托邦”、“理想国”性质的社会制度规范的设计。作为儒学的重要经典,《周礼》的根本意义并不在于其所设计的那些具体的、可以损益的制度规范(礼),而在于其背后的普适的正义原则(义),包括正当性原则(公正性、公平性)、适宜性原则(时宜性、地宜性)。正当性原则要求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为仁爱,并且超越差等之爱,指向一体之仁。适宜性原则要求制度设计充分考虑到具体的生活方式的时间、空间的条件。通过这种正义思想的揭示,《周礼》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再次成为重要经典。
关键词:周礼;正义原则;正当性;适宜性;现代价值
近年来,人们对“三礼”、包括《周礼》的学术兴趣大增。这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近年来兴起了儒学热,而“礼学”一向是儒学的基本内容;二是国际国内的现实的制度规范问题,诱发了人们对于儒家关于制度伦理的思想的关注。但《周礼》研究中,有一种倾向是值得警惕的,那就是过多地关注其具体的制度设计,而几乎无人留意其制度设计背后的原则精神。有人甚至想把那些具体的制度规范照搬到今天来,其结果不免导致某种“原教旨主义”的危险。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周礼》的真正价值并不是那一套具体的制度设计,而恰恰是那些制度设计背后的某种隐而不显的原则精神,惟有这种原则精神才是可以超越历史时空的“普世”原则,这是本文想要力图加以揭示的。
一、《周礼》文献的时代性质
《周礼》原名《周官》,乃西汉景、武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的先秦古书之一。贾公彦《周礼正义序》指出:“《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①]此书直到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府文献才发现,并加以著录。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更名为《周礼》。东汉初,刘歆门人杜子春传授《周礼》之学,一时注家蜂起,郑玄序云:“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周礼注疏序》)到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之作注,《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
关于《周礼》的作者及其年代,历代学者进行了长期的争论,正如《四库提要》所说:《周礼》“于诸经之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古代名家大儒,近代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穆、钱玄同、郭沫若、徐复观、杜国庠、杨向奎等著名学者,都介入这场大讨论,大致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这些争论的具体意见,对于本文的主旨来说,没有必要在此详述;我们只需简要地指出若干基本的事实,以确定《周礼》的文献性质便足矣。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所有先秦文献都没有提到《周礼》一书。在先秦文献中,较为集中地记载先秦官制的文献是《尚书》的《周官》篇和《荀子》的《王制》篇。
但《尚书·周官》已亡佚。今有《古文尚书·周官》仅数百字而已。曾有人认为,《周礼》原名《周官》,应当就是《尚书》的《周官》篇。但可以肯定,《周礼》并非《尚书序》所提到的《周官》。贾公彦《周礼注疏序》引《汉书·马融传》:郑众“独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还归在丰,作《周官》’,有此《周官》也”,此说“失之矣”;又引郑玄序,也说“是言盖失之矣”。郑玄进而指出:《尚书》“《盘庚》《康诰》《说命》《泰誓》之属”,“今多者不过三千言”,而“《周礼》乃六篇,文异数万”;“又《书》之所作,据时事为辞,君臣相诰命之语”,而《周礼》“终始辞句,非《书》之类,难以属之时有”。《周礼注疏序》又引汉儒之说:“然则《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附离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这些材料其实已证明了《周礼》实非《尚书·周官》。
《荀子·王制》所记官制,大体可以反映战国后期列国官制的发达程度,但其总共只有七十多个官名,约为《周礼》的五分之一,而且没有《周礼》那样的六官体系。
此外,《春秋左传》、《国语》中有不少职官记载,但没有任何一国的官制与《周礼》相同。尽管从西周到西汉的每一个时期,都可以找到若干与《周礼》相同的官名,但谁也无法指认出与《周礼》职官体系一致的王朝或者诸侯国。另外还有《礼记》《仪礼》《孟子》等书也有许多关于官制的记载,但也都往往与《周礼》官制不同。故《四库提要》引孙楚之说:《周礼》所载,“建都之制不与《召诰》《洛诰》合,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设官之制不与《周官》合,九畿之制不与《禹贡》合”;且进一步指出:“《左传》所云‘礼经’皆不见于《周礼》”;“《仪礼·聘礼》宾行雍餼之物、禾米刍薪之数、笾豆簠簋之实、鉶壶鼎甕之列,与《掌客》之文不同;又《大射礼》天子诸侯侯数侯制,与《司射》之文不同;《礼记·杂记》记载子男执圭,与《典瑞》之文不同;《礼器》天子诸侯席数,与《司几筵》之文不同”;“如斯之类,与二《礼》多相矛盾”。
但《四库提要》对此种种矛盾的解释是:“夫《周礼》作于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其东迁以前三百余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损益,除旧布新,不知凡几。其初去成康未远,不过因其旧章,稍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于是以后世之法竄入之,其书遂杂。其后去之愈远,时移势变,不可行者渐多,其书遂废。”并引张载《横渠语录》:“《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直至晚清孙诒让著《周礼正义》,仍然坚持《周礼》乃是周公所作:“粤昔周公,缵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周礼正义序》)然而,这个结论遭到近代以来众多学人的质疑。其实,孙诒让《序》自己也说:“此经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非徒周一代之典也”,“是岂皆周公所肊定而手刱之哉!”今天多数学者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乃至于汉初)。[②]
本文认为,大致来说,《周礼》是战国儒家通过制度设计来表达治国理想的一部著作,其所描绘的国家是一种“乌托邦”(Utopia);其中尽管存有一些古礼的记载,但总体上并非历史性的记录,而是建设性的规划;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这表明此书的许多内容乃是一种“创作”,故此书乃是“理想国”性质的作品。[③]
二、《周礼》内容的时代指向
《周礼》设计的社会制度规范系统极为全面,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方面的国家制度,也有诸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方面的具体规范,涉及从朝廷到乡野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制度规范,《周礼》分为六类职官,《天官·大宰》谓之“六典”:“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天官·小宰》谓之“六属”:“一曰天官,其属六十,掌邦治”;“二曰地官,其属六十,掌邦教”;“三曰春官,其属六十,掌邦礼”;“四曰夏官,其属六十,掌邦政”;“五曰秋官,其属六十,掌邦刑”;“六曰冬官,其属六十,掌邦事”。[④]其分工大致为:
(1)天官冢宰,大宰及以下共有63种职官,负责宫廷事务;
(2)地官司徒,大司徒及以下共78种职官,负责民政事务;
(3)春官宗伯,大宗伯及以下共70种职官,负责宗族事务;
(4)夏官司马,大司马及以下共70种职官,负责军事事务;
(5)秋官司寇,大司寇及以下共66种职官,负责刑罚事务;
(6)冬官百工,涉及制作方面共30种职官,负责营造事务。[⑤]
伪《古文尚书·周官》有类似说法:“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但这种说法可能更晚出,是对传世《周礼》的抄袭、概括而已。
《周礼》之所以由《周官》而更名为“周礼”,意味着在汉儒看来,社会的所有一切制度规范,可概名之“礼”。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话语中,“礼”乃所有一切制度规范的概称。汉语之“礼”,尽管最早、最狭义的用法指“事神致福”的祭祀礼仪(《说文解字》),但其最广义的用法则是指的所有一切制度规范。所以,贾公彦谈到为什么主礼的春官之职不能说“礼百官”、而应说“统百官”时,解释说:“礼,所以统叙万事,故云‘统百官’也。”(《天官·大宰》)所谓“统叙万事”,意味着“礼”乃统摄着所有一切制度规范。
上节已经说过,《周礼》的制度规范并非以往社会的实际制度,而是一种指向未来的理想设计。如果《周礼》确实是战国时期的产物,那么,它的创作正好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必定反映那个时期的历史趋向,因此,其制度设计的目标应该并不是指向转型之前的社会时代,而是指向转型之后的社会时代。为此,有必要简要谈谈中国社会历史及学术的分期问题。中国社会历史及其学术可以分为三个时代,其间有两个转型时期,大致情况如下表:
时代
时期
社会
经济
政治
行政
学术
王权时代
夏商西周
宗法社会
王土经济
贵族政治
封建制
古学
春秋战国
第一次大转型
子学
皇权时代
自秦至清
家族社会
地主经济
专制政治
郡县制
经学
近现当代
第二次大转型
新学
民权时代
市民社会
资本经济
民主政治
省市制
国学
表中的时代称谓“王权”“皇权”“民权”乃标示国家主权(sovereignty)行使者的变动:王或天子→皇帝→公民。主权行使者的历史变动是由于生活方式、社会主体的变动:宗族→家族→市民。家族社会虽然仍讲宗法,但其宗法已不具有宗法社会“家—国—天下”同构的地位,这是本质区别。这在经济上表现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变动:王土公有制→地主私有制→资本主义。又在政治上表现为基本政治制度及其主体的变动:王领导下的血缘贵族集体统治→皇帝的专制→公民的民主政治。
要注意的是,《周礼》各篇开头都讲“惟王建国”,似乎是指向王权社会的,但这只是表达方式的问题,实际上《周礼》的制度设计是指向未来帝国时代的皇权的,只不过当时尚无“皇帝”之称(秦始皇才首创“皇帝”之称)。[⑥]
表中所谓“古学”是指的诸子百家兴起之前的学术,以“六经”或“五经”为代表,实际上主要是《诗》《书》及《周易》古经,即孔子“述而不作”之所“述”(《论语·泰伯》)。此后便是百家争鸣的“子学”兴起。秦汉以来、直到清代,中国学术的主体则是广义的“经学”。然后是近代的与“旧学”(或称“中学”)相对的“新学”(其主要内容是“西学”的传入)。至现当代,中国学术已多元化,主要是两方面,即意识形态化和科学化;但就传承中国传统学术而论,其主体部分可称为“国学”。[⑦]
显然,就其时代背景而论,《周礼》应该属于“子学”范畴(儒家当时属于百家之一,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也包括儒家);其制度设计之指向,乃是社会转型的趋向。唯其如此,《周礼》的实际影响是在后来的皇权时代。例如,从隋代开始实行的“三省六部制”,其“六部”就是仿照《周礼》“六官”而设置的;唐代将六部定名为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至清。历朝修订典制,如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大明集礼》等,也都以《周礼》为蓝本,斟酌损益而成。所以说《周礼》并不是王权时代的经典,而是皇权时代的经典。而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任务是:如何使《周礼》进而转化为民权时代的一部经典?
三、《周礼》思想的观念结构
更值得注意的是孙诒让《周礼正义序》指出的事实:《周礼》在后来皇权时代的实际运用往往是失败的。“刘歆、苏绰讬之以左王氏、宇文氏之篡,而卒以踣其祚;李林甫讬之以修《六典》,而唐乱;王安石讬之以行新法,而宋亦乱。”其所以如此,孙诒让更进一步指出:“不探其本,而饰其末,其侥倖一试,不旋踵而溃败不可振,不其宜哉!”这个批评的对象是《周礼》的后世运用者,而非《周礼》本身;但事实上《周礼》本身在制度设计上就是空想的,并不能真正切合于后来的皇权社会。《周礼》的真正价值不在其制度设计,而在其赖以进行制度设计的更为根本的原则精神。
或许多多少少有见于此,孙诒让在《周礼正义序》中点出了“本末”问题:“不探其本,而饰其末。”何为“本”、何为“末”?孙诒让说:尽管古今变易,然而“人之性犹是也;所异者,其治之迹与礼俗之习已耳”。这就是说,“本”是不变之人性,“末”是可变之礼俗。这使人想起庄子借老子之口所说:“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庄子·天运》)性是“所以迹”,是不变的;礼是“迹”而已,是可变的。因此,孙诒让进一步指出:
画井而居,乘车而战,裂壤而封建,计夫而授田,今之势必不能行也,而古人行之;祭则坐孙而拜献之以为王父尸,昏则以姪娣媵而从姑姊,坐则席地,行则立乘,今之情必不能安也,而古人安之:凡此皆迹也,习也。沿袭之久而无害,则相与遵循之;久而有所不安,则相与变革之:无勿可也。
这确实是一种卓越的见识。孙诒让明确提出:“为治之迹,古今不相袭。”他感叹道:“而承学之士,顾徒奉周经汉注为攷证之渊棷,几何而不以为已陈之刍狗乎!”
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来说,《周礼》之“礼”、即其制度规范条文,可以分为三类:有些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但是很少;有些在今天还可以参考斟酌;而更多的则完全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而在于:我们根据什么来判定其是否还具有现实价值?为此,孙诒让是提出“人之性”来加以解释的。那么,什么是人之“性”?
所谓“人之性”,按孟子的思想,主要就是“仁义”,即《孟子》一书开宗明义所提出的“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孟子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一个观念结构:仁→义→礼。这个观念结构的普适意义在于:对于任何社会群体的生存来说,都需要“礼”(制度规范);然而制度规范的建构及其变动,其根据乃是“义”(正义原则);而正义原则的最终渊源,则是“仁”(仁爱情感)。这些问题,以下各节将会详加讨论。
当然,《周礼》全书,“仁”字仅出现1次,“义”字仅出现4次或者3次。[⑧]但我们对此可提出两点解释:其一,《周礼》本身的直接目的不是讨论正义理论,而是设计具体制度,所以,直接谈“仁”与“义”的地方不多;其二,尽管如此,这些具体的制度设计的背后,无疑仍然隐含着儒家正义理论的基本思想观念、尤其是“仁”与“义”的观念,否则它就不成其为儒家的经典,而这些恰恰是有待于我们去发现、发掘的。研究表明,《周礼》作为儒家经典,其对于“礼”与“仁”“义”之关系的理解,大体上是与孟子一致的;换言之,《周礼》的基本观念结构还是“仁→义→礼”。
例如,按《地官·大司徒》的说法,“仁”“义”属于“六德”,而“礼”“乐”则属于“六艺”,这里是有“德”“艺”的明确分别的:“仁义”之“德”属于内在之性,“礼乐”之“艺”属于外在之行。这也正是孔子所讲“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之意,即“仁→义→礼”的结构。与《大司徒》相应,《天官·宫正》同样区别“德行”(德行乃依据于内在德性)与“道艺”:“辨外内而时禁,稽其功绪,纠其德行;几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与其奇衺之民,会其什伍而教之道艺。”[⑨]
又如《地官·调人》:“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雠,雠之则死。”对此可以讨论三点:(1)郑玄注:“义,宜也。谓父母、兄弟、师长尝辱焉而杀之者,如是为得其宜;虽所杀者人之父兄,不得雠也,使之不同国而已。”孙诒让《正义》:“‘义,宜也’者,《中庸》文。”《中庸》明确指出:“义者,宜也。”这里的“宜”正是赖以制礼立法的两大正义原则之一:适宜性原则。(详下)(2)孙诒让《正义》云:“谓子弟、弟子、僚属,为父母、兄弟、师长被大辱而杀其人,是于情为不容已,即是得其宜也”;“父兄被杀,子弟本宜复雔,以其义杀,故令不得雔也”。这里的“情”尽管有多义,但仁爱无疑是其根本:爱其父兄,故恨辱其父兄者。此乃因情制礼、缘情立法。这也是“仁→义→礼”的结构。由“仁”而“义”,这也是赖以制礼立法的两大正义原则之一:正当性原则。(详下)。(3)贾公彦疏:“《论语》云:‘见义不为,无勇也。’彼义,则此有义者也,故云‘义,宜也’”;“谓父母、兄弟、会长三者尝辱焉,子弟及弟子则得杀之,是得其宜也”;“古者质,故三者被辱,即得杀之也。”这里特别指出“古者质”,是说《周礼》关于“杀人而义”的具体立法并不适用于任何时代。明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因“复雔”而“杀人而义”,这本身仍然是普适的,即“义”的问题;非普适的乃是如何杀人复雔的具体方式:或以私斗的形式杀之,或以诉诸某种法律程序的途径杀之,等等,这是随历史时代而变动的具体制度规范问题,即“礼”(礼法)的问题。
所以,事实上,《周礼》最重要的遗产恰恰不是“周礼”,不是那一套具体的制度设计,而是一套作为儒家正义论的观念结构,那就是儒家的“仁→义→礼”的观念结构。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正具有普世性的观念。
这里所涉及的重大根本问题是:如何重新认识儒家的礼学思想?人们历来认为,从孔子开始,儒家就是要恢复既有的周礼、古礼,乃至给人一种“复古”“保守”、甚至“倒退”“反动”的印象。其实不然。儒家的用意,可借用康有为提出的一句话来概括:托古改制。[⑩]“改制”是目的,这是孔子“礼有损益”思想的贯彻(《论语·为政》);“托古”是手段,是为了增强其改制的经典合法性。
4. 关于根源的成语?
拔本塞源】本:根本,根源。拔起树根,塞住水源。比喻防患除害要从根本上打主意。;报本反始】报:报答;本:根源;反:回到;始:开始。指受恩思报,不忘所自。;端本正源】端:端正,清理。
本:根本。源:根源。指从根本上加以整顿清理。;家学渊源】家世学问的传授有根源。
;孽根祸胎】灾祸的根源。
旧指坏的儿子。;起根发由】比喻指出事物的根源。;推本溯源】探索根源,寻找原因。;追本穷源】穷:寻求到尽头。追究事情发生的根源。;拔本塞原】①比喻背弃根本。
②铲除事物发生的根源。多用于坏事。亦作“拔本塞源”。
;叩源推委】指追究其根源。;溯流穷源】溯:逆流而上。往河流上游寻找发源的地方。比喻寻求事物的根源。;头痛灸头,脚痛灸脚】指针对疼痛的部位治疗,不追究病根。比喻只解决具体问题,不深究产生问题的根源。;头痛治头,足痛治足】比喻只解决具体问题,不深究产生问题的根源。
同“头痛灸头,脚痛灸脚”。;有本有原】指有根源;源源本本。亦作“有本有源”。;有本有源】指有根源;源源本本。
同“有本有原”。;追本溯源】本:根本;溯:探求。追究根本,探索源头,比喻追寻根源。
5. 形容人特别狡猾的成语?
狐之心指有豺狼和狐狸那样的凶残:奸诈。”
深奸巨猾犹老奸巨猾,没有甚么事可记;滑。心藏奸诈、狡猾的心肠,放刁撒泼。
出处;刁:《醒世恒言·张淑儿巧智脱杨生》,狡诈。”《宋史·食货志上六》。”
鹰头雀脑形容相貌丑陋而神情狡猾:怪僻。形容极不讲理。出处,行为狡猾。奸。
出处:“驱我令去:《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天宝元年》。”
目语额瞬眉毛眼睛能作态示意。
出处。形容人轻浮狡猾。
出处,不忠不孝。”
狡兔三窟窟。刁钻促掏狡猾而好捉弄人:奸诈、油滑,和别人不一样:洞穴。刁钻古怪刁钻:元·无名氏《陈州粜米》楔子。指使用刁钻狡猾的一套手段:《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小黠大痴,虚伪:“狡兔有三窟:明·王志坚《表异录·邑里》。”
揣奸把猾揣,都是浮头滑脑的。比喻人恶劣到极点。随有中年和尚油头滑脸,舞法扰民,凡里却怀着害人的主意。
出处:《敦煌变文集·伍子胥这文》。形容世故深而手段极其奸诈狡猾的人:无赖,仅得兔其死耳;古怪。刁钻促狭狡猾而好捉弄人。形容为人行事狡猾怪僻,言市人精黠也。
小处狡黠精明:“老奸巨滑。形容处事精明狡猾:“因某生前揣奸把猾。
出处,遂发材(豺)狐之心。
同“刁钻促狭”。出处?”刁钻刻薄刁钻:“近闻楚王无道:“俺两个全仗俺父亲的虎威:聪明而狡猾,拿粗挟细,重刑可也,腹有剑’。形容两面派的狡猾阴险,以清王化:狡诈:《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四回:“正看之间,待人苛刻薄情,有小和尚疾忙进报。”
油头滑脸形容人狡猾轻浮: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七回,诛妾家破亡消:“座中几个人,行若狐鼠奸诈象鬼蜮。狡猾的兔子准备好几个藏身的窝。
放刁撒泼放:《周书·苏绰传》,无能逃于其术者:元·无名氏《十样锦》第二折:“目语额瞬,帮闲钻懒,刁滑:使用,死后永做饿鬼:“你看古人中:唐·韩愈《送穷文》:狡猾奸诈。”
浮头滑脑犹言油头滑脑。出处。比喻隐蔽的地方或方法多:《战国策·齐策四》:元·杨暹《西游记》第四本第十三出:“若有深奸巨猾。”
刁滑奸诈刁钻。出处:“世谓李林甫‘口有蜜、奸邪、诡诈;撒泼,匿身州县,揣歪捏怪。出处。”
口蜜腹剑嘴上说的很甜美,故为背道者。”
奸同鬼蜮,杀一利百。出处。亦作“刁钻促掏”。
出处,不同寻常,伤化败俗,黑布衫,鹰头雀脑将身探。形容世故深而手段极其奸诈狡猾的人,那里有那些刁钻古怪的题目和那极险的韵。
同“油头滑脸”。形容人狡猾奸诈:“招弟的那一群油头滑面的小鬼听到这消息,而大处往往糊涂失算,作为抵抗,狡猾象狐鼠:蛮不讲理。”老奸巨滑奸:狡猾。”油头滑面形容人狡猾轻浮。”小黠大痴黠:“见一人光纱帽:老舍《四世同堂》六三:“虽老奸巨滑,悖乱人伦,也准备拚命给若霞喊倒好儿。出处,摆将出来:藏。极其阴险狡猾
6. 宇文泰为什么把权力交给宇文护?
宇文泰生前,其实并不是不想将权利交给自己的儿子,而是担心自己的儿子,根本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当时的局势。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宇文泰的儿子们,大多年纪尚小,能力又不是很出众。就算当时宇文泰不考虑那么多,直接把大权交给自己的儿子,等到他死后,他的儿子以及家人,也会成为“待宰的羔羊”,最后怕是只会给敌对势力白送人头。
想要说清楚宇文泰的传位问题,那首先我们要先清楚,宇文泰的西魏,当时情况是怎样的。
北魏末年,北方地区的战争不断,后来干脆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两大政权,直接瓜分了北方。当时北方的西魏和东魏谁也不服谁,为了争地盘而相互对峙,谁也不肯让步。而东西魏的两大代表人物,分别是高欢和宇文泰。这俩人是一人手里一个傀儡皇帝,而自己则是在皇帝的身后,默默地独掌大权。
当时的宇文泰和高欢,已经可以说是棋逢对手,但是其实一开始的宇文泰,只不过是一个没什么名气的年轻军官而已。高欢开始的时候,则是北魏最强军阀尔朱荣下的将领。
但是后来,由于尔朱荣过于狂妄自负,让当时的孝庄帝连哄带骗的给勾引到了洛阳,由于尔朱荣从来也压根就没把皇帝什么的放在眼里,导致最后被孝庄帝找人给直接杀了。
后来经过高欢的种种努力,高欢初次见到宇文泰的时候,他已经取代自己曾经的老大尔朱荣的位置,成为了北魏的丞相了。二人初次相见,是因为宇文泰当时奉命刺探情报,结果进入到了高欢的视线,高欢一见到宇文泰,大有一种“霸道总裁爱上了”的架势,当时就相中了当时的宇文泰,二话不说就想要宇文泰留下来辅佐自己。
只可惜,宇文泰并不为之所动,坚持要回到自己老大的身边。虽然当时高欢没有强行留下宇文泰,但是却不想宇文泰就此离去,之后还曾派兵去追赶宇文泰,可惜人家已经走远,来不及了。
宇文泰对于高欢来说,可以说是“一见误终身”了。但可惜,这可不是什么美好的故事,宇文泰注定是高欢人生中最大的敌人。
那宇文泰是如何一步步走向高位,能与高欢对峙过招的呢?
公元526年正月,宇文泰的父亲和二哥接连战死,不久之后,宇文泰的三哥宇文洛生,也被尔朱荣加以罪名,残忍杀害。而宇文泰见此情况,则是慷慨激昂的对尔朱荣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做什么对他有害的事,最后总算是说服了尔朱荣,自己才幸免于难。
随后,宇文泰转投到了尔朱荣的部将贺拔岳的麾下。因为宇文泰的父亲与贺拔岳的父亲,曾经交好,所以此时的宇文泰,在贺拔岳的手下也备受重用。
只可惜好景不长,公元534年,贺拔岳被谋杀。贺拔岳死后,手下的军队群龙无首,人心惶惶,军心溃散。这个时候大家都提议由宇文泰作为统帅,统领大家。宇文泰也借此机会,扛起了统领军队的大旗。
从这个时候开始,宇文泰就已经不是昔日贺拔岳手下的小将领了,而是成为了可以和高欢说得上话的地方军阀了。虽然此时的双方实力都很强大,但是双方并无明显矛盾,也还没有达到相互对峙的地步,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变成了“谁也不服谁”的境地了呢?
这里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当时北魏的皇帝,孝武帝。
公元534年,永熙三年,北魏孝武帝因为常年受制于高欢,经常要看高欢的脸色行事。作为一个皇帝,自己想要做什么,还要看一个大臣的脸色,这样孝武帝非常的恼火,不甘心自己逐渐彻底成为高欢的“傀儡”,在积怨纠结了很久之后,孝武帝开始计划征讨高欢,想一举将高欢拿下,从此自己开开心心的独掌大权。
事实证明,一位皇帝之所以会常年受制于一位大臣,大致上的原因无非就是,要么就是皇权落寞,已经没有官权大,要么就是自己的能力脑子没人家的强,要么就两者都有。这个孝武帝非常的不幸运,他属于两者都有。虽然孝武帝的想法很好,但是奈何这个孝武帝的本事实在是技不如人,而孝武帝又实在无法继续容忍高欢。
所以,这个孝武帝就听了大臣的话,想了一个馊主意,剑走偏锋,计划依靠当时的另一位新军阀,也就是宇文泰。孝武帝目的,就是想要挑起这两位猛人的冲突,然后坐山观虎斗,美美地希望,自己最后可以坐享渔翁之利。
只可惜,这个计划不光给高欢带来了一个强敌,更给孝武帝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宇文泰本人野心极大,这孝武帝又白白送来了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会,宇文泰自然是不能放过。所以,宇文泰后来直接杀了孝武帝,拥立了新的皇帝登基,这也就是西魏的开始。而宇文泰的老对手高欢见此,也不再藏着掖着了,摊牌吧!自己也拥立了一位新的皇帝,建立了新的政权,史称东魏。
至此之后,东西魏也形成了常年对峙的局面,而从这时候开始,高欢和宇文泰也成了不折不扣的死敌,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
在高欢的执政时间内,东西魏的战争从未停歇。虽然宇文泰在这些战争之中少有胜利,但是却也没有占到什么大便宜,更没有什么压倒性的优势。东魏一直都很强,所以这些失败对于东魏来说并未伤及根本,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彻底打垮东魏的机会。
东西魏在多年对峙的时间里,一直都是东魏的势力比较强大,西魏虽然也很厉害,但是总是差了那么一点。这其中的原因,其实主要是因为宇文泰接手军队时间不久,所以还没有完全崛起,势头自然也就没有高欢那么猛。
而高欢这边却是已经掌权多年,在宇文泰还什么都不是的时候,自己就已经做到了丞相级别,屁股做的是稳稳当当,权力也都是实打实的窝在自己手里。
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宇文泰也并没有急躁,虽然自己还没有完全崛起,那不如就厚积薄发,努力积攒自己的实力。所以西魏前期一直保持的也都是固守战术,只要我能防得住,那么你就拿我没办法。
而西魏采取的固守战术,也确实是扭转了局势。
公元546年,当时的高欢已经是年过五旬了,此时的高欢集结了十万大军,剑指西魏,想要攻下西魏的重要据点之一,玉璧。当时的玉璧守城将军名叫韦孝宽,而城内的士兵则是不过数千人,高欢当时几乎有着压倒性的优势。
可是,谁又能想到,韦孝宽依靠着自己的智慧,和手下的仅仅数千士兵,硬是挺住了。高欢带领东魏大军苦苦攻城攻了五十多天,最后可能老天都看不下去,随着一场瘟疫爆发,十万大军战死加上病死的,就高达七万多人,可以说是损失惨重。
后来就因为这次玉璧之战的失败,再加上损失了很多的士兵和资源,导致高欢忧郁成疾,一病不起。就这样,宇文泰一生中最大的敌人陨落了,东魏的龙头倒下了。可是一个龙头倒下了,还会有新的龙头站出来,而东魏的根本,并不会随着高欢的去世所瓦解。
反观西魏这边,宇文泰本身就不是自己起家,他接手的是别人家的军队,虽然这军队一直是以宇文泰为首,但是这其中,还存在很多和宇文泰几乎平起平坐的力量,这些力量一样不容忽视。而且因为早年间,宇文家族这边的亲人,包括宇文泰的父亲和兄弟,大多都死在了战场上,所以在宇文泰身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家族势力的支撑。
东魏还没有彻底瓦解,西魏内部又有着诸多内部派系,南方南朝这边也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势力,虽然自己的儿子当中,也有人已经成年,可是他们身上没有什么功勋,要怎么压制住这些力量,保护好宇文家的权利呢?如果这个时候贸然把位置留给自己的儿子,只怕会成为新的“傀儡”罢了。
所以最终,宇文泰在临终之前,只能在宇文家的众多男人当中,挑中了自己的侄子宇文护。相比之下,宇文护虽然只是一个侄子,但功劳和威望都相对更高一些。把权力交给他,也不至于会出现宇文泰死后,宇文家马上‘树倒猢狲散’。
了解了西魏当时的情况之后,我们也不难发现,宇文泰的一生其实非常艰难,而且也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事情。他的情况,和那些已经成功开国的皇帝不太一样,就连西魏内部的很多势力,都没能完全压制住。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把权利位置,留给能力以及功勋更大的侄子,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7. 而唐朝可以传承289年?
新王朝建立承袭前朝的政治制度这是很常见的,而一个王朝的兴盛衰亡和施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关系却不大,和国家内部的社会环境,外部的区域环境却是有很大联系的。
唐朝隋朝时期科举制度,三省六部制度的出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都是更有利于国家稳定发展的政治制度,从东汉灭亡到隋朝建立,中国持续内乱长达三百多年,虽然这种局面给一些乱世枭雄得以称霸一方的机会,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这却是最不愿意遇到的时代。
隋朝短命是因为君王不重民生,只重功绩,行政操之过急杨坚建立了隋朝,统一中国,在他执政期间,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而这也是所有封建王朝,在没有外部威胁时,能得到长远发展的根本。在隋文帝杨坚统治的二十多年里,国家逐渐富强,人口也不断得到增长。
隋朝
按理说隋朝是具备长远发展的条件。但这一切在杨广登基后发生了改变,隋炀帝杨广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君王,但他和隋文帝比起来,在政治上显然是不够成熟的。
隋炀帝年轻气盛,颇有雄心,开创了科举制,打破了士族门阀垄断政治权力的局面,开凿京杭大运河,增进了南北文化交流,促进了江南经济发展。
在隋炀帝执政期间,把隋朝周边的突厥、契丹、吐谷浑都揍了一般,稳定了隋朝西部,西北部的边境。他营建东都,迁都洛阳,而这一系列的事件都是在杨广登基后,五年内完成的,这个政绩是相当辉煌的,也可以看出来隋炀帝是一个追求高效,务实的皇帝。
隋炀帝杨广
但是隋炀帝忽略了一件事,在隋文帝执政期间,国家虽然积累下了不少家底,但毕竟隋朝建国不久,底子尚薄,而不管是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还是远征契丹,突厥,这些都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要从全国各地征发劳役。
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表面看似繁荣的景象而得到改变,民不聊生才是真实的情况,这是隋炀帝执政期间的最大失误。隋炀帝在大业八年到大业十年期间,三次远征高句丽,发兵百万,但最终隋朝却没能征服下这块土地,反而是损兵则将,大量消耗了隋朝的国力,隋朝逐渐走向衰亡。
在隋炀帝执政十年,征发劳役超过千万,上百万的百姓死在劳役途中,百姓对这样的统治者,忍耐早已到了极限,隋炀帝生活作风荒淫,朝廷中,奢靡腐败之风盛行,自大业七年起,隋朝各地先后爆发了民变,隋炀帝却始终坚持远征高句丽。
三征高句丽
大业十年,隋炀帝意识到隋朝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时,便迅速停止远征,与高句丽议和,撤军回国,而各支起义军却在接下来几年,相继形成势力,隋军已经疲以应付,杨广见大势已去,心灰意冷,大业十四年被叛军俘获缢弑。
唐朝的长久,和统治者能体会百姓疾苦,实行修养生息的国策有关。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李渊在公元618年,建立了大唐。而唐朝消灭其他势力,统一天下是到了公元624年。公元626年,玄武门之变发生,李世民登基称帝,为唐太宗,在吸取了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后,唐太宗开始施行以农为本,文教复兴的政策。
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从自己开始,要求百官厉行节约,减轻税赋,让百姓休养生息,在选拔人才的制度上,完善了隋朝的科举制,广开言路,隋朝有很大因素灭亡于三次远征高句丽,虽然唐朝最后也征服了高句丽,但在建国早期,对周边的国家,主要还是在武力威慑的背景下,友好睦邻,促进了边境稳定。
在唐太宗治理之下,社会逐渐恢复稳定,经济也得到了恢复,而在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统治时期,对内也延续了轻徭薄赋的政策,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受到的压迫也减少了,对外除了吐蕃存在威胁外,基本环境也是稳定的,这也是唐朝能延续289年的原因。
结语对于百姓而言,他们并不在乎统治者的丰功伟绩,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能否维持生计,对于绝大多数的百姓而言,都希望过上和平稳定的普通生活,不到万不得已,无法生存的境地时,他们都不会揭竿而起,而是否明白这个基本的道理,和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是否长远是有直接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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