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自焚(你能和我分享个因为读书学习改变的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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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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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湘潭自焚,你能和我分享个因为读书学习改变的故事吗?
看到这个问题,第一个跑进我脑海里的是曾国藩的故事。曾国藩一生功成名就,其中不乏虎落平阳的时刻,在父亲去世守孝时被咸丰帝解除兵权后,他悔恨万分,中间有个“大悔大悟”的两年,这两年改变了他以后为人处世,为官处世的种种,最终达到人生的顶峰。这是一个学习带来改变的故事,我认为可以聊一聊。
起因
曾国藩人生有两大历史功绩,一是平定太平天国,一是发起洋务运动。平定太平天国是从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在湘潭一站中,大败太平天国开始的,这一站一下子扭转了太平天国屡战屡胜的局面,让绝望的清廷有了信心,看到了希望。曾国藩也进入了人生的高光时期。但是,在连年争战的过程中,牛气的曾国藩和湘军也不是一帆风顺,在咸丰四年湘军进江西,湖口之战后,湘军元气大伤,加上朝廷乱指挥,江西地区不配合甚至阻碍,支援朋友胡林翼的诸多因素,湘军陷入了江西困局,曾国藩差点死在江西。
转机
咸丰七年,曾国藩收到他父亲的讣告,曾国藩借回家治丧的原因离开江西。在守丧期间,即将期满时咸丰帝让他立即回军营,曾国藩上疏一奏折叫《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痛陈官场潜规则,大意是说他带兵打仗,需要地方官的支持,譬如说最重要的筹集军饷,但是地方官只认他们权力体系内的运转规则,只听能掌握他们升迁权力者的话,他名义上是“部长”级别的官,但在地方上没有实权,别人根本不理他,他说他分析了现在江西的困局,如果皇帝不给他督抚之权,他就只能“在籍终制”,就是说不复出山。
这一封有威胁,有对自己能力自信的奏折,他满以为把委屈和困难说得够充分了,皇帝没有任何理由不给他这个卖命的臣子以必要的支持。没想到,逞妇人之智的咸丰在奏折上批了这样一段话: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湖南)亦就肃清,汝可暂守礼庐。批准他在家守制三年,实际上解除了他的兵权。
经过
这个结果无疑当头一棒,让曾国藩手足无措,他万万想不到自己争战多年得来的是这样一个结果。他也懊悔,被解除兵权后,湖南那些他的宿敌官员们一个个喜形于色,更痛苦的是,建立不世功勋的千载难逢之良机眼睁睁地从自己眼前溜走了。此际正当太平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他的部下们一个个都因军功飞黄腾达,却独独没他一份。自诩硬汉的他这次有点挺不住了,举动大异常态,经常生闷气,整宿整宿睡不着。极端痛苦中,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著作。几千年前的圣人之言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启示,让他恍然见到了另一片天地。他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把自己起兵以来的种种情形在大脑中一遍遍地过。渐渐地,曾国藩静下心来了。不断的反思再反思,最终“大悔大悟”。
结果
他反思出自己为人处世的四大缺点:偏激,好名,也就是过于重视获得好名声;喜欢公开批评谈论别人的过恶;做事有始无终;待人接物过于怠慢。他意识到自身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在咸丰八年,曾国藩有了再一次出山领兵的机会。
学习是什么?秋叶大叔说:学习不是为了知道答案,而是为了解决问题。所有的学习,如果不用于解决问题都是自嗨,所有那些通过学习改变的故事,都是学以致用的故事。
2. 李定国真的很厉害吗?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失去了最高领导,抗清事业由四将军继承,但这四将军之间的矛盾也挺多的。
四将军都是张献忠的养子,在跟随张献忠南征北战的过程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孙可望年纪最大,跟张献忠的时间也最长,张献忠死后,起义军都称呼孙可望为大哥。张献忠生前最器重的人是孙可望,论理,张献忠死后,孙可望是毋庸置疑的领导人。
事实上,孙可望也确实当上了起义军首领,但是平辈太多,局面并不好控制。部队占领贵阳后,在军队去向问题上首先发生了争执,矛盾首次公开化。孙可望主张率军进入岭南,李定国则坚持要向云南和广西一带发展,这样的话可以方便联合南明。
应该说,李定国的建议要好一些。所以,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孙可望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同意往云南、广西发展,联合南明势力。
李定国的战略确实是有效的,进入云南和广西后,大西军再次发展到二十几万人。孙可望随即称王,设六卿,以“兴朝”为年号,创建了一个新的政权。应该说,孙可望治国能力并不差,至少不比张献忠差。孙可望在自己的地盘内,分田地给老百姓,对于特困家庭还给予特殊补助,比如给他们耕牛和种子,让他们自力更生。在孙可望等人的努力下,大西政权又出现了繁荣局面。
孙可望吃水不忘挖井人,政权稳固后,他为张献忠创建了一座宏伟壮观的太庙,称呼张献忠为“老万岁”,一切大事,都要先告太庙而后行。张献忠以前自称为秦王,这时,孙可望请求南明封自己为秦王,以示继承张献忠的遗志。
确定了联明抗清的政策,行动起来就有方向了。1652年,大西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李定国率领,总共有八万人,经由贵州出湖广,直逼桂林,进而攻取广东肇庆;另一路由李文秀率领,总共有六万人,出四川,下重庆,攻成都,直逼关中。
孙可望则坐镇指挥。
这次北伐,大西军作了很好的准备工作,在事前就规定了军纪,有五点全军将士必须牢记:“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奸--yin-,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物。”显然,这次出征跟以前很不一样,这次是哀兵,是正义之师,为了更崇高的目的而出征。也正因为纪律严明,士气高昂,所以这次北伐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成果。
正如,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一样。这次北伐也导致了一个可怕的结果,李定国在北伐的过程中表现得实在太出色了,引起了领导孙可望的疑忌,最终同室操戈,将大西政权带向没落边缘。
李定国跟张献忠、李自成一样,也是农民出身,也是陕西人。崇祯三年,李定国才十岁,他就参加了张献忠的起义军。小小年纪,他就一身是胆,毫不怕死,因为作战勇敢,他得到张献忠的宠爱,随后张献忠将他收为义子。常年战争的经历培养了李定国超强的军事直觉,虽然他是个文盲,但是从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经验,终于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军事家。
后来,张献忠又让人教会李定国读书写字,李定国的文化水平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他最爱看的就是兵法书籍。李定国作战非常勇敢,但对待士兵非常谦和,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此次北伐,李定国第一个劲敌是定南王孔有德,孔有德是一名元老级的战将。战争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孔有德被迫带着全家一起自焚。短短几个月,李定国就收复了桂林和广州全境,一颗新兴的军事明星正冉冉升起。如果各方面条件允许的话,李定国是应该有望成就一番大事的。
李定国出师大捷,永历朝廷立即封他为西宁王。与此同时,清廷派出亲王尼堪率十万八旗军阻击李定国。尼堪是褚英的第三个儿子,非常骁勇,非常善战,一生战功赫赫,然而,他的光荣注定要在李定国的铁甲面前碰得粉碎。
尼堪到达湘潭后,首先来了个饿狼扑食,击败南明马进忠的部队,马进忠被迫退到宝庆。十二月份,尼堪扑向李定国所在的长沙市。李定国看到清军锐气正足,人多势众,硬拼的话估计胜算不大,便主动退出长沙,在衡州附近设下埋伏圈。尼堪接连几战都胜利了,不免有些骄横,想进一步扩大战果,来不及多做调整,便指挥部队乘胜追击,结果走进了李定国的埋伏圈。
被围之后,尼堪自知中计,对众人说:“我清军上阵杀敌,还从来没有退却过,今天被围,也要死战到底。”
尼堪不愧是一条汉子,在激战中被乱刀砍死。
李定国的兵锋太锐利了,接连杀掉两个亲王,这件事不仅引起了清廷的震动,也让大西政权感到不安。
和李定国相比,孙可望是一个文人,不免想法就多一点。孙可望是以“军师”的身份受到张献忠赏识的,张献忠把他看成是身边非常重要的谋士。
孙可望当上秦王后,排场比永历皇帝还大,过着奢侈又气派的生活。这不仅引起了天下人的不满,也让大西政权内部的许多将领不爽。外敌还没有消除,内部矛盾就变成了最大的隐患。其中,孙可望和李定国的矛盾最深。李定国对孙可望指手画脚的作风不满,孙可望则担心李定国威望越来越高,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一日,这天是孙可望阅兵的时间,孙可望有言在先,一定要等主帅来了才可放炮升起帅字旗。令人非常痛苦的是,结果李定国一到就升起了帅字旗,孙可望来了以后大怒,说:“你们这是明摆着眼里没有我,我还是不是你们的老大啊?”
大家自然是劝他息怒,但这种怒气是没法熄灭的,如果不责罚李定国,孙可望咽不下这口气。李定国脾气也很犟,说道:“我和你是兄弟,是因为父王死了,你才当上主子。今天是这样,不代表以后也是这样。你以为我必须仰着你的鼻息才能过日子?”
看到行刑的人过来,李定国大吼:“谁敢打我?”
孙可望看到这场景,非常难受了,准备骑马离开演武场,以此相威胁。这时,许多人抱着李定国哭道:“大爷啊,你还是认错吧!不然一旦决裂,我们大西军就要散架了,就会被清军剿灭。”
李定国听到这话,终于低下头,忍着愤怒承受责打。打完李定国后,孙可望抱着李定国大哭:“今天因为大义而让弟弟受辱,我心里很难过,希望弟弟谅解。”李定国也说:“大哥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大局,定国心服口服。”
尽管两人好像是和好了,但是矛盾却仍在继续。
北伐胜利后,永历政权极力拉拢李定国,疏远孙可望。而李定国也不想再在孙可望手下做事了,像对待君父一样对待永历皇帝。这毫无疑问引起了孙可望的愤怒,孙可望想效法刘邦出云游梦泽擒韩信,召李定国到沅州议事。李定国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去赴会。结果在赴会的路上,刘文秀的儿子给他送来信,告诉他孙可望想杀他。
李定国愤怒地写信责骂孙可望:“不要妄听谗言,自相残害以败坏国家。”
永历政权认为孙可望想废帝自立,故意拉拢李定国牵制孙可望,授予李定国“屏翰亲臣”金印。李定国得到这玩意儿如获至宝,感恩戴德,李定国当然不是在乎这个金印,只是有了这个东西,自己就处在一个名正言顺的位置上,保卫大明,这个理由多么堂皇,一下子扭转了舆论形势。不再是李定国背叛领导孙可望,而是孙可望想篡明,李定国成了正义的一方。
李定国知道孙可望迟早是要打自己,希望联手郑成功,邀请郑成功一起攻打广东。结果郑成功没来,李定国在肇庆被清军打败,退守到南宁。
顺治十三年,李定国和刘文秀、白文选等人将永历朝廷迁到云南昆明,这事挑战了孙可望的底线。顺治十四年,孙可望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十四万大军征讨李定国。结果仗还没打出感觉,孙可望的部队纷纷临阵倒戈,投向李定国。最后,孙可望率领六百多人投向了清军。
孙可望投靠清军后,获得了“义王”的封号,出于对李定国的愤恨,孙可望将大西军的机密全都告诉了清军。清廷从来不是什么善类,当他们确信孙可望不再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在狩猎中,以误杀为名射死了孙可望。
孙可望降清后,李定国虽然执掌了大西军和永历朝的大权,但是却因此陷入了精神困惑中。他对将领们越来越不信任,时时刻刻担心他们会降清,所以对部下控制的非常严。为了避免孙可望降清事件的再一次出现,李定国挟持了许多将领,要他们誓死效忠南明,怀有二心的立即予以诛杀。
从此,大西军陷入了一种紧张的气氛中,大家都互相猜忌,往日那种团结合作的局面很难再看到了。以前的四将军,现在只剩下李定国。孙可望降清,这个不用说,艾能奇战死了,刘文秀因为对李定国有功,部下势力非常大,遭到李定国的猜忌,李定国不放心他一个人在贵州,将他召回云南。回来后,刘文秀郁郁寡欢,不久就病死。
应该说,这次内乱给大西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导致了后来的失败。
顺治十五年,清军派出三路大军攻入云南,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吴三桂。在三条战线上,李定国均遭遇了失败。永历皇帝带着文武大臣仓皇逃入缅甸,李定国和白文选也紧随永历皇帝进入缅甸,缅甸人派出十万大军围剿。李定国虽然杀出重围,但没有救出永历皇帝。
此后,清军一再招降李定国,都遭到了严词拒绝。李定国仍然进行着无望的反清复明运动,得知吴三桂处死永历皇帝后,李定国怒气攻心,原本生病的他病情越来越重。康熙元年(1662年)六月二十七日,李定国病逝,临终给儿子留下遗言:“可以死无全尸,一定不可以投降。”
由此可见,李定国并不是单纯地利用永历政权,从他的表现来看,他应该是忠心耿耿地拥护南明政权。这种拥护很有可能是一种精神支柱,显然后期他已经陷入了精神泥淖中。但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李定国坚定抗敌的精神终归是可钦可佩的。
3. 满清入关杀了多少汉人?
在每一段王朝更换时期,都是老百姓最苦难的时刻,张养浩有句诗写的很好:“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无论什么时候,活在底层的小民永远是像草一般生存,被人肆意蹂躏,却在夹缝中顽强寻找着生存的机会。
在我国历史上,每当异族入侵之际,便是我大汉民族亡国灭种之际,例如历史上的五胡乱华,再如铁木真的征服战争,无疑不是用小民的血换来的,当然,比起清王朝的屠杀行为,前面这些都算不得什么了,当年为什么清朝入关很长一段时间都面临着很大的统治危机,主要原因就是在清朝入关之时,行为太过暴力,治国太过霸道,不仅对汉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而且还逼着汉人剃头称臣,这对于当时的汉人来说,真的是莫大的屈辱,自己的国家亡了不断,还成为了异族的亡国奴,被当作奴隶看待,这种屈辱对于饱受两千多年孔圣诗书教育的士大夫来说,简直比死更可怕,于是为了保存民族的最后一点尊严,他们纷纷选择抵抗,但是很快这些抵抗没能阻挡清王朝的铁骑,反而使清王朝变本加厉的奴役汉人,将抵抗行为演变成了一场场大屠杀,那么清朝入关时究竟杀了多少汉人呢?有人做过这样一份统计:
辽东大屠杀:为了巩固后金在辽东的统治,对辽东的汉人进行屠杀,死者100多万
济南大屠杀:崇祯年间,后金入侵中原,经过济南之时,杀汉人13万人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大家都知道,共计85万。
江阴大屠杀:死难汉人达到了18万人,只有53个人活了下来,这里要尤其强调一句,江阴保卫战打的是可歌可泣,当时的县令率领百姓抵抗清军,坚守80多天,杀死了近8万的清军,对清军的军事力量产生了很大的打击,这也是清军要屠城的主要原因。
昆山大屠杀:城破之后,死者四万余人。
同安大屠杀:死亡人数达到了五万余人,尸积如山,由梵天寺的和尚帮忙火化。
广州大屠杀:死者六十万,整座城中就剩下了七个人。
潮州大屠杀,死者两万人
舟山大屠杀,第一次屠杀近万人,第二次大屠杀死者全部投入海中,数目无法统计,但是血流成河是肯定的。
苏州大屠杀:由于苏州投降的比较早,所以仅仅杀了一半,但是就仅仅这一半的苏州死难者就已经达到了十余万
嘉兴,金华,赣州,沅江,太谷大屠杀共计150余万人!简直是惨绝人寰。比起日军的南京大屠杀有过之无不及。
综合估算下来,至少2000万被屠杀。
4. 太平军为什么突然就打不过曾国荃了?
太平军是中国历史上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曾经在战场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平军逐渐失去了对曾国荃的优势,最终无法再战胜他。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原因:
内部分裂:太平军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内部分裂和权力斗争。曾国荃利用这个机会,与太平军内部的一些势力达成了妥协或联盟,削弱了太平军的实力。
军事战略:曾国荃采取了更加灵活和巧妙的军事战略,对太平军进行了有效的打击。他可能利用地理优势、兵力集中、战术灵活等手段,削弱了太平军的战斗力。
军队疲劳:太平军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争,士兵们可能已经疲惫不堪。与此同时,曾国荃可能调动了新鲜的兵力和资源,使得他们在战场上更具优势。
外部援助:曾国荃可能得到了外部势力的支持和援助,使得他的军队得以壮大。这可能包括军事装备、人员支持、财政援助等方面的帮助,使得曾国荃能够更好地对抗太平军。
以上只是一些可能的原因,具体情况可能更加复杂。太平军为何突然打不过曾国荃,还需要专家进一步研究和分析历史资料才能得出更准确的结论。当太平军逐渐失去对曾国荃的优势时,可能存在以下更多的原因:
内部矛盾和腐败:太平军内部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腐败现象。领导层之间的争权夺利、军队内部的腐败行为以及对民众的压迫等问题,削弱了太平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资源短缺:太平军在长期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包括人力、物资和财政支持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平军可能面临着资源短缺的问题,而曾国荃可能得到了更多的资源支持,使得他们在战场上占据优势。
外部压力:太平军不仅需要应对曾国荃的进攻,还需要面对其他外部势力的压力。例如,清朝政府可能加大了对太平军的打击力度,同时其他地方势力也可能对太平军进行了攻击。这些外部压力使得太平军分散了精力和资源,难以应对曾国荃的进攻。
战略失误:太平军在战略上可能犯下了一些错误。例如,他们可能没有有效地利用地理优势,没有合理地调配兵力,或者没有及时调整战术。这些战略失误导致太平军在与曾国荃的对抗中处于劣势。
军队士气低落:长期的战争和连续的失败可能导致太平军士气低落。士兵们可能感到疲惫和绝望,缺乏对胜利的信心和动力。与此同时,曾国荃可能能够激励自己的军队,提高士兵们的士气和战斗力。
这些因素可能相互作用,导致太平军逐渐失去对曾国荃的优势,并最终无法再战胜他。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太平军的失败并不仅仅是由于内部原因或曾国荃的优势,还受到了历史背景、政治环境和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
5. 陕西称三秦?
齐楚燕韩赵魏秦,似乎都能挂个三字。三齐是齐、胶东、济北,三楚是西楚、东楚、南楚,三燕是前燕、后燕、北燕,三韩是马韩、辰韩、弁韩,三赵不明,三魏是广平、阳平、魏,三秦雍、翟、塞!
一、城阙辅三秦,三秦哪三秦?最早熟识三秦,得益于交趾县令王福畤(zhì)的王勃。王福畤有七个儿子,最有名的就是老三王勃!王勃名列“初唐四杰”之首!他一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不仅让我记下了千古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也让我知道了城阙辅三秦是哪三秦!
三秦就雍(西秦)、翟(北秦)、塞(南秦),这是当年西楚霸王项羽为了遏制刘邦和拉拢秦国降将而实施的分割关中计划!根据楚怀王的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当时有三个人都想成为关中王,他们分别是项羽、刘邦、赵高!
项羽被楚怀王派去救赵了,刘邦攻打后方空虚的秦国,赵高则是想和刘邦勾结,最终三人都没有成为关中王。按照约定,刘邦应该封为关中王(或者说秦王),但项羽倚强凌弱,把刘邦封到巴蜀,刘邦后来又争取了汉中。
为了关中实现监视刘邦,并让关中地区相互制衡,项羽就将秦国的关中一分为三,分别是雍、翟、塞!雍就是古代的雍州,封实力最强,能力最大的章邯在此为王,王都为废丘(今陕西省兴平南)。
翟就是先秦时期的翟国,为赤狄人所建,是翟姓的祖先,封都尉董翳为翟王,下辖上郡、九原郡,驻地高奴(即今天的陕西延安北部)。
雍在古代是雍州,翟在古代是翟国,可古代没有塞州,也没有塞国,但项羽依然册封秦国长史司马欣为塞王,治所栎阳(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武屯街道)。该地地处秦岭要塞,非常重要故而封其塞王。
公元350年,苻洪自称三秦王,这是最早称三秦王的人。苻洪本叫蒲洪,先后跟着刘曜、石虎混,后来又投降了东晋,东晋封他为王。他根据谶文“草付应称王”加上孙子蒲坚后背“草付”,就决定该蒲为苻,并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蒲坚就是后来与东晋淝水之战大败的苻坚!
二、胡公起三晋,三晋哪三晋?自古就有秦晋之好,提到秦就不能不提晋。晋非常有趣,三国统于晋,战国三分晋。胡公起三晋,出自宋朝王灼《送胡康老》。对于《送胡康老》这首诗,你不太熟悉,但对于三家分晋,几乎是妇孺皆知的!
晋国最初被称为唐国,因为迁都而将唐国改为晋国。后来李渊、李世民父子发迹于太原,他们最终舍弃了晋的国号而选择了唐的国号。
曲沃代翼之后,晋文公再也不信更不用自己人,而用外人。就设立了三军六卿制度——中军将、中军佐、上军将、上军佐、下军将、下军佐。六卿在不断的竞争中,逐渐被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魏氏、赵氏家族所掌控。
唐有晋水,叔虞子燮为晋侯,是燮以晋水改为晋侯。——《汉书·地理志》
这六家形成各自势力范围,是为六晋,形成了小的诸侯国,不停地争权夺利,范氏、中行氏、智氏先后退出了历史舞台。公元前438年,除了绛和曲沃,其他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于是这三家被称为三晋。前403年,周天子正式册封韩赵魏,标志着进入了战国时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从前403年开始记载的。
韩赵魏瓜分了晋,那么三韩、三赵、三魏就很难再分了。篇头说的三韩是半岛的,三魏也只是行政区划,三赵什么都没有。三赵没有,三楚有。不仅如此,作为古代楚国主要的组成部分的湖南还有三湘之分。
三、归鸿渡三湘,三湘哪三湘?大唐诗仙李白在其《禅房怀友人岑伦》一诗就提到了三湘——“归鸿渡三湘,游子在百粤”。 关于三湘的说法,要比三秦、三晋的说法多,而且还跟国名、朝代名没什么关系?但湘也是做过国号的,如同塞王一样,湘王只有一代,但比塞王时间长了很多。明太祖在1378年册封其十二子朱柏为湘王,1399年在明惠宗粗暴削藩中被逼全家自焚。那么三湘是哪三湘呢?
三湘:沅湘、潇湘、资湘湖南历来被称为三湘四水,四水是湘江、资江、沅江、澧水,三湘是什么?最早提及三湘不是李白而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据学者王彩琴考证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江州祭酒陶渊明就在其《赠长沙公并序》明确提到三湘。
遥遥三湘,滔滔九江。山川阻远,行李时通——《赠长沙公并序》
根据陶潜(陶渊明)的后人,清代陶澍的注解,这三湘就是沅湘、潇湘、资湘。不仅如此,陶澍还对这三湘做了进一步说明。
湘水发源会潇水,谓之潇湘 ;及至洞庭陵子口 ,会资江谓之资湘 ;又北与沅水 会於湖中,谓之沅湘。
三湘:沅湘、蒸湘、潇湘明代湖广布政使司人陈士元《江汉丛谈》卷二载:“然湘水又有三湘之名。盖湘水发源广西兴安县界,流至永州与潇水合,曰潇湘;至衡阳与蒸水合,曰蒸湘。至沅州与沅水合,曰沅湘。
三湘:蒸湘(潇湘)、资湘、沅湘清朝伟大诗人龚自珍的回答也很有道理,一是他有文化,二是他本身就是湖南人资湘附近的人嘛!龚自珍在其《三湘棹歌》诗作里,将三湘分为资湘、蒸湘和沅湘。在诗作做序,序曰
楚水入洞庭者三:曰蒸湘,曰资湘,曰沅湘,故有三湘之名。……资湘亦名潇湘,《水经注》不言潇水,而柳宗元别指永州一水为潇,遂以蒸湘为潇湘。
可根据今天的地图来看,资湘是潇湘貌似不对,要说资湘是蒸湘说得过去。如果成立的话,第二、第三种说法就和第一说法完全一样了。
三湘:漓湘、 潇湘、蒸湘这是郦道元的《水经注》的说法,不过漓江太小,不足以包括代表湖南南。
三湘:湘源、湘西(湘潭)、湘乡宋太宗时期的乐史在其《太平寰宇记》中记载,所谓三湘就是 “湘源、湘潭(西)、湘乡”。从文献记载的堪称最早最可靠,它记载的是晋宋时期的湘州,其上中下游分别为湘源、湘西、湘乡,故而三湘。
就我个人看法,我更认同沅湘、潇湘、资湘的说法,对此你怎么看呢?
6. 为什么大家都不承认南明是明朝的一部分?
南明政权,当然应该算入明朝,它是正儿八经明朝的延续。
南明的地盘、人口都要比东晋、南宋,大得多,多得多,这俩巴掌大地方的王朝都被认为是正朔,凭啥南明不是呢?
南明的国号往少了说有18年(1644-1662年),往多了说有39年(1644-1683年)。看看短命的南北朝,南齐和北周都只有23年,西魏和北齐都只有21年,东魏更是只有16年,人家都被认为是朝代,凭啥南明不是呢?
汉朝有西汉、东汉,唐朝有后唐,晋朝有东晋、西晋,宋朝有南宋、北宋,连元朝都有北元,凭啥我南明就不被承认呢?
南明,只是后世对其的称呼,在当时,从弘光到永历,南明统治者打出的旗号都是大明,皇帝都是朱家子孙,制度完全沿用明朝,当时天下所有人都把南明视为明朝的延续——除了清朝统治者。
南明的不被承认,归根结底原因在于清朝。
恰恰是因为清朝完成了统一,所以不承认南明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将其称为伪政权,清朝修的《明史》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就结束了,其后并没有南明的官方史书,
因为从清军入关,清朝开始统一战争起,为了宣传其正统性,笼络人心,从一开始就将南明诸帝称为“伪政权“”,对南明弘光政权的斥责 ,其一就是“擅立皇帝”。
对于南明诸帝,也都是以崇祯时期的王爵来称呼,比如弘光帝朱由崧称“福王”,永历帝朱由榔称“桂王”,也就是说,在清朝统治者眼里,明朝从崇祯殉国之后就灭亡了,从弘光帝开始,清朝压根就没有承认过南明的合法性。
东晋、南宋等诸多偏安王朝,在后世的官方史书中得到承认,当然前的“东”“南”等字眼是后世为了区分而加,唯独南明,由于没有官方认定,所以没有被归入明朝。
大清亡后,由于战乱等原因,官方版本的《清史》到现在还没有修定,只有赵尔巽在民国时期主编的《清史稿》初步成形。《清史稿》沿袭的是清朝正统的思想,同样也不承认南明各政权,官方认定的《清史》既然还没有出炉,《清史稿》就是权威的清史资料。
而且,由于满清入主后的民族融合,再替南明翻案,似乎也有点劳神伤身,不利于团结。
所以,南明,就继续以这样尴尬的地位夹在明朝和清朝之间,既得不到承认,也无法被抹除。
7.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的防务由谁主持?
这个问题估计不会有很多人看吧,笑。
“太平天国防务”这个话题太大,“防务”这个词也是现代名词,如果放在太平天国时期只能谈一城一地的防务,所以就只看看天京吧。
天京事变后至丙辰六年(1856年)天历九月廿七日,是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瑢负责天京防务,这天洪秀全讨伐并杀死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瑢丧失权力、不久被杀,石达开很快回到天京,此后直到丁巳七年四月廿五日,都是石达开以“通军主将翼王”身份主持天京防务。
石达开在这一天从南门(今中华门)经过雨花台后出走,天京防务先归洪秀全两个哥哥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负责,因朝臣不满,转由洪秀全近臣顺天燕钟芳礼(天王姐夫)、赞天侯蒙得恩(洪秀全外姓朝臣中第一亲信)负责。这年十月至十一月间,钟芳礼援救镇江失败,被撤职(一说战死),约在此年底至第二年初,新封五军主将(中军蒙得恩,后改杨辅清,前军陈玉成,后军李秀成,左军李世贤,右军韦志俊),其中以蒙得恩、李秀成留守天京时间最长,李秀成出京时保举因在湘潭战败被撤职的林绍璋和益天福李春发代理。
己未九年(1859年)三月十三日天王从弟洪仁玕抵达天京,封干天福,旋升干天义加护京正主将,负责天京防务,但四月初一就升干王加精忠军师,总理朝政,由李春发接任护京主将(升益天义),天京防务仍由蒙得恩(整掌率赞天义)、林绍璋(杨辅清封辅王后接任中军主将,封章天义)、李春发负责。
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天京防务一度由忠王李秀成负责,李秀成出兵江西、湖北后又交还给蒙(封赞王)、林(章王)、李(忠诚二天将)负责。此后直到癸开十三年(1863年)十一月初九日李秀成从苏、常撤回,劝洪秀全“让城别走”不果,“逼气而陪其亡”,天京城防的负责人都是这三个人。
李秀成回城后洪秀全虽然让他总负责天京防务,却并不甘心由他一人掌握兵权,先是听从歙县道士沈桂建议,设立六主帅——大主帅李秀成,副主帅纪王黄金爱(忠王女婿),东方主帅顾王吴如孝(太平天国宿将),西方主帅戴王黄呈忠(侍王李世贤部将),南方主帅刘逢亮(事迹不著),北方主将养王吉庆元(曾追随石达开出走后又折回的扶朝天军第二号人物),由这六人负责城防,有分散李秀成权力的意思,又让自己的侄子、驸马、亲信等参与防务会议,作为监军,不过总体上军事仍总成于李秀成,直到甲子十四年六月十六日城破。
天京城防务事实上做得并不差,曾国藩说“坚忍不屈”、“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正因为防务做得不错,才能在几次元气大伤后仍能在天京坚持到1864年夏天。太平天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和战略方面的失误所致,单纯防务方面的亮点不足以挽救”大方向“上的致命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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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湘潭自焚,你能和我分享个因为读书学习改变的故事吗?
看到这个问题,第一个跑进我脑海里的是曾国藩的故事。曾国藩一生功成名就,其中不乏虎落平阳的时刻,在父亲去世守孝时被咸丰帝解除兵权后,他悔恨万分,中间有个“大悔大悟”的两年,这两年改变了他以后为人处世,为官处世的种种,最终达到人生的顶峰。这是一个学习带来改变的故事,我认为可以聊一聊。
起因
曾国藩人生有两大历史功绩,一是平定太平天国,一是发起洋务运动。平定太平天国是从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在湘潭一站中,大败太平天国开始的,这一站一下子扭转了太平天国屡战屡胜的局面,让绝望的清廷有了信心,看到了希望。曾国藩也进入了人生的高光时期。但是,在连年争战的过程中,牛气的曾国藩和湘军也不是一帆风顺,在咸丰四年湘军进江西,湖口之战后,湘军元气大伤,加上朝廷乱指挥,江西地区不配合甚至阻碍,支援朋友胡林翼的诸多因素,湘军陷入了江西困局,曾国藩差点死在江西。
转机
咸丰七年,曾国藩收到他父亲的讣告,曾国藩借回家治丧的原因离开江西。在守丧期间,即将期满时咸丰帝让他立即回军营,曾国藩上疏一奏折叫《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痛陈官场潜规则,大意是说他带兵打仗,需要地方官的支持,譬如说最重要的筹集军饷,但是地方官只认他们权力体系内的运转规则,只听能掌握他们升迁权力者的话,他名义上是“部长”级别的官,但在地方上没有实权,别人根本不理他,他说他分析了现在江西的困局,如果皇帝不给他督抚之权,他就只能“在籍终制”,就是说不复出山。
这一封有威胁,有对自己能力自信的奏折,他满以为把委屈和困难说得够充分了,皇帝没有任何理由不给他这个卖命的臣子以必要的支持。没想到,逞妇人之智的咸丰在奏折上批了这样一段话: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湖南)亦就肃清,汝可暂守礼庐。批准他在家守制三年,实际上解除了他的兵权。
经过
这个结果无疑当头一棒,让曾国藩手足无措,他万万想不到自己争战多年得来的是这样一个结果。他也懊悔,被解除兵权后,湖南那些他的宿敌官员们一个个喜形于色,更痛苦的是,建立不世功勋的千载难逢之良机眼睁睁地从自己眼前溜走了。此际正当太平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他的部下们一个个都因军功飞黄腾达,却独独没他一份。自诩硬汉的他这次有点挺不住了,举动大异常态,经常生闷气,整宿整宿睡不着。极端痛苦中,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著作。几千年前的圣人之言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启示,让他恍然见到了另一片天地。他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把自己起兵以来的种种情形在大脑中一遍遍地过。渐渐地,曾国藩静下心来了。不断的反思再反思,最终“大悔大悟”。
结果
他反思出自己为人处世的四大缺点:偏激,好名,也就是过于重视获得好名声;喜欢公开批评谈论别人的过恶;做事有始无终;待人接物过于怠慢。他意识到自身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在咸丰八年,曾国藩有了再一次出山领兵的机会。
学习是什么?秋叶大叔说:学习不是为了知道答案,而是为了解决问题。所有的学习,如果不用于解决问题都是自嗨,所有那些通过学习改变的故事,都是学以致用的故事。
2. 李定国真的很厉害吗?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失去了最高领导,抗清事业由四将军继承,但这四将军之间的矛盾也挺多的。
四将军都是张献忠的养子,在跟随张献忠南征北战的过程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孙可望年纪最大,跟张献忠的时间也最长,张献忠死后,起义军都称呼孙可望为大哥。张献忠生前最器重的人是孙可望,论理,张献忠死后,孙可望是毋庸置疑的领导人。
事实上,孙可望也确实当上了起义军首领,但是平辈太多,局面并不好控制。部队占领贵阳后,在军队去向问题上首先发生了争执,矛盾首次公开化。孙可望主张率军进入岭南,李定国则坚持要向云南和广西一带发展,这样的话可以方便联合南明。
应该说,李定国的建议要好一些。所以,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孙可望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同意往云南、广西发展,联合南明势力。
李定国的战略确实是有效的,进入云南和广西后,大西军再次发展到二十几万人。孙可望随即称王,设六卿,以“兴朝”为年号,创建了一个新的政权。应该说,孙可望治国能力并不差,至少不比张献忠差。孙可望在自己的地盘内,分田地给老百姓,对于特困家庭还给予特殊补助,比如给他们耕牛和种子,让他们自力更生。在孙可望等人的努力下,大西政权又出现了繁荣局面。
孙可望吃水不忘挖井人,政权稳固后,他为张献忠创建了一座宏伟壮观的太庙,称呼张献忠为“老万岁”,一切大事,都要先告太庙而后行。张献忠以前自称为秦王,这时,孙可望请求南明封自己为秦王,以示继承张献忠的遗志。
确定了联明抗清的政策,行动起来就有方向了。1652年,大西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李定国率领,总共有八万人,经由贵州出湖广,直逼桂林,进而攻取广东肇庆;另一路由李文秀率领,总共有六万人,出四川,下重庆,攻成都,直逼关中。
孙可望则坐镇指挥。
这次北伐,大西军作了很好的准备工作,在事前就规定了军纪,有五点全军将士必须牢记:“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奸--yin-,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物。”显然,这次出征跟以前很不一样,这次是哀兵,是正义之师,为了更崇高的目的而出征。也正因为纪律严明,士气高昂,所以这次北伐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成果。
正如,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一样。这次北伐也导致了一个可怕的结果,李定国在北伐的过程中表现得实在太出色了,引起了领导孙可望的疑忌,最终同室操戈,将大西政权带向没落边缘。
李定国跟张献忠、李自成一样,也是农民出身,也是陕西人。崇祯三年,李定国才十岁,他就参加了张献忠的起义军。小小年纪,他就一身是胆,毫不怕死,因为作战勇敢,他得到张献忠的宠爱,随后张献忠将他收为义子。常年战争的经历培养了李定国超强的军事直觉,虽然他是个文盲,但是从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经验,终于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军事家。
后来,张献忠又让人教会李定国读书写字,李定国的文化水平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他最爱看的就是兵法书籍。李定国作战非常勇敢,但对待士兵非常谦和,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此次北伐,李定国第一个劲敌是定南王孔有德,孔有德是一名元老级的战将。战争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孔有德被迫带着全家一起自焚。短短几个月,李定国就收复了桂林和广州全境,一颗新兴的军事明星正冉冉升起。如果各方面条件允许的话,李定国是应该有望成就一番大事的。
李定国出师大捷,永历朝廷立即封他为西宁王。与此同时,清廷派出亲王尼堪率十万八旗军阻击李定国。尼堪是褚英的第三个儿子,非常骁勇,非常善战,一生战功赫赫,然而,他的光荣注定要在李定国的铁甲面前碰得粉碎。
尼堪到达湘潭后,首先来了个饿狼扑食,击败南明马进忠的部队,马进忠被迫退到宝庆。十二月份,尼堪扑向李定国所在的长沙市。李定国看到清军锐气正足,人多势众,硬拼的话估计胜算不大,便主动退出长沙,在衡州附近设下埋伏圈。尼堪接连几战都胜利了,不免有些骄横,想进一步扩大战果,来不及多做调整,便指挥部队乘胜追击,结果走进了李定国的埋伏圈。
被围之后,尼堪自知中计,对众人说:“我清军上阵杀敌,还从来没有退却过,今天被围,也要死战到底。”
尼堪不愧是一条汉子,在激战中被乱刀砍死。
李定国的兵锋太锐利了,接连杀掉两个亲王,这件事不仅引起了清廷的震动,也让大西政权感到不安。
和李定国相比,孙可望是一个文人,不免想法就多一点。孙可望是以“军师”的身份受到张献忠赏识的,张献忠把他看成是身边非常重要的谋士。
孙可望当上秦王后,排场比永历皇帝还大,过着奢侈又气派的生活。这不仅引起了天下人的不满,也让大西政权内部的许多将领不爽。外敌还没有消除,内部矛盾就变成了最大的隐患。其中,孙可望和李定国的矛盾最深。李定国对孙可望指手画脚的作风不满,孙可望则担心李定国威望越来越高,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一日,这天是孙可望阅兵的时间,孙可望有言在先,一定要等主帅来了才可放炮升起帅字旗。令人非常痛苦的是,结果李定国一到就升起了帅字旗,孙可望来了以后大怒,说:“你们这是明摆着眼里没有我,我还是不是你们的老大啊?”
大家自然是劝他息怒,但这种怒气是没法熄灭的,如果不责罚李定国,孙可望咽不下这口气。李定国脾气也很犟,说道:“我和你是兄弟,是因为父王死了,你才当上主子。今天是这样,不代表以后也是这样。你以为我必须仰着你的鼻息才能过日子?”
看到行刑的人过来,李定国大吼:“谁敢打我?”
孙可望看到这场景,非常难受了,准备骑马离开演武场,以此相威胁。这时,许多人抱着李定国哭道:“大爷啊,你还是认错吧!不然一旦决裂,我们大西军就要散架了,就会被清军剿灭。”
李定国听到这话,终于低下头,忍着愤怒承受责打。打完李定国后,孙可望抱着李定国大哭:“今天因为大义而让弟弟受辱,我心里很难过,希望弟弟谅解。”李定国也说:“大哥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大局,定国心服口服。”
尽管两人好像是和好了,但是矛盾却仍在继续。
北伐胜利后,永历政权极力拉拢李定国,疏远孙可望。而李定国也不想再在孙可望手下做事了,像对待君父一样对待永历皇帝。这毫无疑问引起了孙可望的愤怒,孙可望想效法刘邦出云游梦泽擒韩信,召李定国到沅州议事。李定国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去赴会。结果在赴会的路上,刘文秀的儿子给他送来信,告诉他孙可望想杀他。
李定国愤怒地写信责骂孙可望:“不要妄听谗言,自相残害以败坏国家。”
永历政权认为孙可望想废帝自立,故意拉拢李定国牵制孙可望,授予李定国“屏翰亲臣”金印。李定国得到这玩意儿如获至宝,感恩戴德,李定国当然不是在乎这个金印,只是有了这个东西,自己就处在一个名正言顺的位置上,保卫大明,这个理由多么堂皇,一下子扭转了舆论形势。不再是李定国背叛领导孙可望,而是孙可望想篡明,李定国成了正义的一方。
李定国知道孙可望迟早是要打自己,希望联手郑成功,邀请郑成功一起攻打广东。结果郑成功没来,李定国在肇庆被清军打败,退守到南宁。
顺治十三年,李定国和刘文秀、白文选等人将永历朝廷迁到云南昆明,这事挑战了孙可望的底线。顺治十四年,孙可望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十四万大军征讨李定国。结果仗还没打出感觉,孙可望的部队纷纷临阵倒戈,投向李定国。最后,孙可望率领六百多人投向了清军。
孙可望投靠清军后,获得了“义王”的封号,出于对李定国的愤恨,孙可望将大西军的机密全都告诉了清军。清廷从来不是什么善类,当他们确信孙可望不再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在狩猎中,以误杀为名射死了孙可望。
孙可望降清后,李定国虽然执掌了大西军和永历朝的大权,但是却因此陷入了精神困惑中。他对将领们越来越不信任,时时刻刻担心他们会降清,所以对部下控制的非常严。为了避免孙可望降清事件的再一次出现,李定国挟持了许多将领,要他们誓死效忠南明,怀有二心的立即予以诛杀。
从此,大西军陷入了一种紧张的气氛中,大家都互相猜忌,往日那种团结合作的局面很难再看到了。以前的四将军,现在只剩下李定国。孙可望降清,这个不用说,艾能奇战死了,刘文秀因为对李定国有功,部下势力非常大,遭到李定国的猜忌,李定国不放心他一个人在贵州,将他召回云南。回来后,刘文秀郁郁寡欢,不久就病死。
应该说,这次内乱给大西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导致了后来的失败。
顺治十五年,清军派出三路大军攻入云南,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吴三桂。在三条战线上,李定国均遭遇了失败。永历皇帝带着文武大臣仓皇逃入缅甸,李定国和白文选也紧随永历皇帝进入缅甸,缅甸人派出十万大军围剿。李定国虽然杀出重围,但没有救出永历皇帝。
此后,清军一再招降李定国,都遭到了严词拒绝。李定国仍然进行着无望的反清复明运动,得知吴三桂处死永历皇帝后,李定国怒气攻心,原本生病的他病情越来越重。康熙元年(1662年)六月二十七日,李定国病逝,临终给儿子留下遗言:“可以死无全尸,一定不可以投降。”
由此可见,李定国并不是单纯地利用永历政权,从他的表现来看,他应该是忠心耿耿地拥护南明政权。这种拥护很有可能是一种精神支柱,显然后期他已经陷入了精神泥淖中。但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李定国坚定抗敌的精神终归是可钦可佩的。
3. 满清入关杀了多少汉人?
在每一段王朝更换时期,都是老百姓最苦难的时刻,张养浩有句诗写的很好:“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无论什么时候,活在底层的小民永远是像草一般生存,被人肆意蹂躏,却在夹缝中顽强寻找着生存的机会。
在我国历史上,每当异族入侵之际,便是我大汉民族亡国灭种之际,例如历史上的五胡乱华,再如铁木真的征服战争,无疑不是用小民的血换来的,当然,比起清王朝的屠杀行为,前面这些都算不得什么了,当年为什么清朝入关很长一段时间都面临着很大的统治危机,主要原因就是在清朝入关之时,行为太过暴力,治国太过霸道,不仅对汉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而且还逼着汉人剃头称臣,这对于当时的汉人来说,真的是莫大的屈辱,自己的国家亡了不断,还成为了异族的亡国奴,被当作奴隶看待,这种屈辱对于饱受两千多年孔圣诗书教育的士大夫来说,简直比死更可怕,于是为了保存民族的最后一点尊严,他们纷纷选择抵抗,但是很快这些抵抗没能阻挡清王朝的铁骑,反而使清王朝变本加厉的奴役汉人,将抵抗行为演变成了一场场大屠杀,那么清朝入关时究竟杀了多少汉人呢?有人做过这样一份统计:
辽东大屠杀:为了巩固后金在辽东的统治,对辽东的汉人进行屠杀,死者100多万
济南大屠杀:崇祯年间,后金入侵中原,经过济南之时,杀汉人13万人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大家都知道,共计85万。
江阴大屠杀:死难汉人达到了18万人,只有53个人活了下来,这里要尤其强调一句,江阴保卫战打的是可歌可泣,当时的县令率领百姓抵抗清军,坚守80多天,杀死了近8万的清军,对清军的军事力量产生了很大的打击,这也是清军要屠城的主要原因。
昆山大屠杀:城破之后,死者四万余人。
同安大屠杀:死亡人数达到了五万余人,尸积如山,由梵天寺的和尚帮忙火化。
广州大屠杀:死者六十万,整座城中就剩下了七个人。
潮州大屠杀,死者两万人
舟山大屠杀,第一次屠杀近万人,第二次大屠杀死者全部投入海中,数目无法统计,但是血流成河是肯定的。
苏州大屠杀:由于苏州投降的比较早,所以仅仅杀了一半,但是就仅仅这一半的苏州死难者就已经达到了十余万
嘉兴,金华,赣州,沅江,太谷大屠杀共计150余万人!简直是惨绝人寰。比起日军的南京大屠杀有过之无不及。
综合估算下来,至少2000万被屠杀。
4. 太平军为什么突然就打不过曾国荃了?
太平军是中国历史上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曾经在战场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平军逐渐失去了对曾国荃的优势,最终无法再战胜他。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原因:
内部分裂:太平军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内部分裂和权力斗争。曾国荃利用这个机会,与太平军内部的一些势力达成了妥协或联盟,削弱了太平军的实力。
军事战略:曾国荃采取了更加灵活和巧妙的军事战略,对太平军进行了有效的打击。他可能利用地理优势、兵力集中、战术灵活等手段,削弱了太平军的战斗力。
军队疲劳:太平军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争,士兵们可能已经疲惫不堪。与此同时,曾国荃可能调动了新鲜的兵力和资源,使得他们在战场上更具优势。
外部援助:曾国荃可能得到了外部势力的支持和援助,使得他的军队得以壮大。这可能包括军事装备、人员支持、财政援助等方面的帮助,使得曾国荃能够更好地对抗太平军。
以上只是一些可能的原因,具体情况可能更加复杂。太平军为何突然打不过曾国荃,还需要专家进一步研究和分析历史资料才能得出更准确的结论。当太平军逐渐失去对曾国荃的优势时,可能存在以下更多的原因:
内部矛盾和腐败:太平军内部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腐败现象。领导层之间的争权夺利、军队内部的腐败行为以及对民众的压迫等问题,削弱了太平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资源短缺:太平军在长期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包括人力、物资和财政支持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平军可能面临着资源短缺的问题,而曾国荃可能得到了更多的资源支持,使得他们在战场上占据优势。
外部压力:太平军不仅需要应对曾国荃的进攻,还需要面对其他外部势力的压力。例如,清朝政府可能加大了对太平军的打击力度,同时其他地方势力也可能对太平军进行了攻击。这些外部压力使得太平军分散了精力和资源,难以应对曾国荃的进攻。
战略失误:太平军在战略上可能犯下了一些错误。例如,他们可能没有有效地利用地理优势,没有合理地调配兵力,或者没有及时调整战术。这些战略失误导致太平军在与曾国荃的对抗中处于劣势。
军队士气低落:长期的战争和连续的失败可能导致太平军士气低落。士兵们可能感到疲惫和绝望,缺乏对胜利的信心和动力。与此同时,曾国荃可能能够激励自己的军队,提高士兵们的士气和战斗力。
这些因素可能相互作用,导致太平军逐渐失去对曾国荃的优势,并最终无法再战胜他。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太平军的失败并不仅仅是由于内部原因或曾国荃的优势,还受到了历史背景、政治环境和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
5. 陕西称三秦?
齐楚燕韩赵魏秦,似乎都能挂个三字。三齐是齐、胶东、济北,三楚是西楚、东楚、南楚,三燕是前燕、后燕、北燕,三韩是马韩、辰韩、弁韩,三赵不明,三魏是广平、阳平、魏,三秦雍、翟、塞!
一、城阙辅三秦,三秦哪三秦?最早熟识三秦,得益于交趾县令王福畤(zhì)的王勃。王福畤有七个儿子,最有名的就是老三王勃!王勃名列“初唐四杰”之首!他一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不仅让我记下了千古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也让我知道了城阙辅三秦是哪三秦!
三秦就雍(西秦)、翟(北秦)、塞(南秦),这是当年西楚霸王项羽为了遏制刘邦和拉拢秦国降将而实施的分割关中计划!根据楚怀王的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当时有三个人都想成为关中王,他们分别是项羽、刘邦、赵高!
项羽被楚怀王派去救赵了,刘邦攻打后方空虚的秦国,赵高则是想和刘邦勾结,最终三人都没有成为关中王。按照约定,刘邦应该封为关中王(或者说秦王),但项羽倚强凌弱,把刘邦封到巴蜀,刘邦后来又争取了汉中。
为了关中实现监视刘邦,并让关中地区相互制衡,项羽就将秦国的关中一分为三,分别是雍、翟、塞!雍就是古代的雍州,封实力最强,能力最大的章邯在此为王,王都为废丘(今陕西省兴平南)。
翟就是先秦时期的翟国,为赤狄人所建,是翟姓的祖先,封都尉董翳为翟王,下辖上郡、九原郡,驻地高奴(即今天的陕西延安北部)。
雍在古代是雍州,翟在古代是翟国,可古代没有塞州,也没有塞国,但项羽依然册封秦国长史司马欣为塞王,治所栎阳(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武屯街道)。该地地处秦岭要塞,非常重要故而封其塞王。
公元350年,苻洪自称三秦王,这是最早称三秦王的人。苻洪本叫蒲洪,先后跟着刘曜、石虎混,后来又投降了东晋,东晋封他为王。他根据谶文“草付应称王”加上孙子蒲坚后背“草付”,就决定该蒲为苻,并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蒲坚就是后来与东晋淝水之战大败的苻坚!
二、胡公起三晋,三晋哪三晋?自古就有秦晋之好,提到秦就不能不提晋。晋非常有趣,三国统于晋,战国三分晋。胡公起三晋,出自宋朝王灼《送胡康老》。对于《送胡康老》这首诗,你不太熟悉,但对于三家分晋,几乎是妇孺皆知的!
晋国最初被称为唐国,因为迁都而将唐国改为晋国。后来李渊、李世民父子发迹于太原,他们最终舍弃了晋的国号而选择了唐的国号。
曲沃代翼之后,晋文公再也不信更不用自己人,而用外人。就设立了三军六卿制度——中军将、中军佐、上军将、上军佐、下军将、下军佐。六卿在不断的竞争中,逐渐被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魏氏、赵氏家族所掌控。
唐有晋水,叔虞子燮为晋侯,是燮以晋水改为晋侯。——《汉书·地理志》
这六家形成各自势力范围,是为六晋,形成了小的诸侯国,不停地争权夺利,范氏、中行氏、智氏先后退出了历史舞台。公元前438年,除了绛和曲沃,其他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于是这三家被称为三晋。前403年,周天子正式册封韩赵魏,标志着进入了战国时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从前403年开始记载的。
韩赵魏瓜分了晋,那么三韩、三赵、三魏就很难再分了。篇头说的三韩是半岛的,三魏也只是行政区划,三赵什么都没有。三赵没有,三楚有。不仅如此,作为古代楚国主要的组成部分的湖南还有三湘之分。
三、归鸿渡三湘,三湘哪三湘?大唐诗仙李白在其《禅房怀友人岑伦》一诗就提到了三湘——“归鸿渡三湘,游子在百粤”。 关于三湘的说法,要比三秦、三晋的说法多,而且还跟国名、朝代名没什么关系?但湘也是做过国号的,如同塞王一样,湘王只有一代,但比塞王时间长了很多。明太祖在1378年册封其十二子朱柏为湘王,1399年在明惠宗粗暴削藩中被逼全家自焚。那么三湘是哪三湘呢?
三湘:沅湘、潇湘、资湘湖南历来被称为三湘四水,四水是湘江、资江、沅江、澧水,三湘是什么?最早提及三湘不是李白而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据学者王彩琴考证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江州祭酒陶渊明就在其《赠长沙公并序》明确提到三湘。
遥遥三湘,滔滔九江。山川阻远,行李时通——《赠长沙公并序》
根据陶潜(陶渊明)的后人,清代陶澍的注解,这三湘就是沅湘、潇湘、资湘。不仅如此,陶澍还对这三湘做了进一步说明。
湘水发源会潇水,谓之潇湘 ;及至洞庭陵子口 ,会资江谓之资湘 ;又北与沅水 会於湖中,谓之沅湘。
三湘:沅湘、蒸湘、潇湘明代湖广布政使司人陈士元《江汉丛谈》卷二载:“然湘水又有三湘之名。盖湘水发源广西兴安县界,流至永州与潇水合,曰潇湘;至衡阳与蒸水合,曰蒸湘。至沅州与沅水合,曰沅湘。
三湘:蒸湘(潇湘)、资湘、沅湘清朝伟大诗人龚自珍的回答也很有道理,一是他有文化,二是他本身就是湖南人资湘附近的人嘛!龚自珍在其《三湘棹歌》诗作里,将三湘分为资湘、蒸湘和沅湘。在诗作做序,序曰
楚水入洞庭者三:曰蒸湘,曰资湘,曰沅湘,故有三湘之名。……资湘亦名潇湘,《水经注》不言潇水,而柳宗元别指永州一水为潇,遂以蒸湘为潇湘。
可根据今天的地图来看,资湘是潇湘貌似不对,要说资湘是蒸湘说得过去。如果成立的话,第二、第三种说法就和第一说法完全一样了。
三湘:漓湘、 潇湘、蒸湘这是郦道元的《水经注》的说法,不过漓江太小,不足以包括代表湖南南。
三湘:湘源、湘西(湘潭)、湘乡宋太宗时期的乐史在其《太平寰宇记》中记载,所谓三湘就是 “湘源、湘潭(西)、湘乡”。从文献记载的堪称最早最可靠,它记载的是晋宋时期的湘州,其上中下游分别为湘源、湘西、湘乡,故而三湘。
就我个人看法,我更认同沅湘、潇湘、资湘的说法,对此你怎么看呢?
6. 为什么大家都不承认南明是明朝的一部分?
南明政权,当然应该算入明朝,它是正儿八经明朝的延续。
南明的地盘、人口都要比东晋、南宋,大得多,多得多,这俩巴掌大地方的王朝都被认为是正朔,凭啥南明不是呢?
南明的国号往少了说有18年(1644-1662年),往多了说有39年(1644-1683年)。看看短命的南北朝,南齐和北周都只有23年,西魏和北齐都只有21年,东魏更是只有16年,人家都被认为是朝代,凭啥南明不是呢?
汉朝有西汉、东汉,唐朝有后唐,晋朝有东晋、西晋,宋朝有南宋、北宋,连元朝都有北元,凭啥我南明就不被承认呢?
南明,只是后世对其的称呼,在当时,从弘光到永历,南明统治者打出的旗号都是大明,皇帝都是朱家子孙,制度完全沿用明朝,当时天下所有人都把南明视为明朝的延续——除了清朝统治者。
南明的不被承认,归根结底原因在于清朝。
恰恰是因为清朝完成了统一,所以不承认南明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将其称为伪政权,清朝修的《明史》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就结束了,其后并没有南明的官方史书,
因为从清军入关,清朝开始统一战争起,为了宣传其正统性,笼络人心,从一开始就将南明诸帝称为“伪政权“”,对南明弘光政权的斥责 ,其一就是“擅立皇帝”。
对于南明诸帝,也都是以崇祯时期的王爵来称呼,比如弘光帝朱由崧称“福王”,永历帝朱由榔称“桂王”,也就是说,在清朝统治者眼里,明朝从崇祯殉国之后就灭亡了,从弘光帝开始,清朝压根就没有承认过南明的合法性。
东晋、南宋等诸多偏安王朝,在后世的官方史书中得到承认,当然前的“东”“南”等字眼是后世为了区分而加,唯独南明,由于没有官方认定,所以没有被归入明朝。
大清亡后,由于战乱等原因,官方版本的《清史》到现在还没有修定,只有赵尔巽在民国时期主编的《清史稿》初步成形。《清史稿》沿袭的是清朝正统的思想,同样也不承认南明各政权,官方认定的《清史》既然还没有出炉,《清史稿》就是权威的清史资料。
而且,由于满清入主后的民族融合,再替南明翻案,似乎也有点劳神伤身,不利于团结。
所以,南明,就继续以这样尴尬的地位夹在明朝和清朝之间,既得不到承认,也无法被抹除。
7.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的防务由谁主持?
这个问题估计不会有很多人看吧,笑。
“太平天国防务”这个话题太大,“防务”这个词也是现代名词,如果放在太平天国时期只能谈一城一地的防务,所以就只看看天京吧。
天京事变后至丙辰六年(1856年)天历九月廿七日,是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瑢负责天京防务,这天洪秀全讨伐并杀死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瑢丧失权力、不久被杀,石达开很快回到天京,此后直到丁巳七年四月廿五日,都是石达开以“通军主将翼王”身份主持天京防务。
石达开在这一天从南门(今中华门)经过雨花台后出走,天京防务先归洪秀全两个哥哥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负责,因朝臣不满,转由洪秀全近臣顺天燕钟芳礼(天王姐夫)、赞天侯蒙得恩(洪秀全外姓朝臣中第一亲信)负责。这年十月至十一月间,钟芳礼援救镇江失败,被撤职(一说战死),约在此年底至第二年初,新封五军主将(中军蒙得恩,后改杨辅清,前军陈玉成,后军李秀成,左军李世贤,右军韦志俊),其中以蒙得恩、李秀成留守天京时间最长,李秀成出京时保举因在湘潭战败被撤职的林绍璋和益天福李春发代理。
己未九年(1859年)三月十三日天王从弟洪仁玕抵达天京,封干天福,旋升干天义加护京正主将,负责天京防务,但四月初一就升干王加精忠军师,总理朝政,由李春发接任护京主将(升益天义),天京防务仍由蒙得恩(整掌率赞天义)、林绍璋(杨辅清封辅王后接任中军主将,封章天义)、李春发负责。
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天京防务一度由忠王李秀成负责,李秀成出兵江西、湖北后又交还给蒙(封赞王)、林(章王)、李(忠诚二天将)负责。此后直到癸开十三年(1863年)十一月初九日李秀成从苏、常撤回,劝洪秀全“让城别走”不果,“逼气而陪其亡”,天京城防的负责人都是这三个人。
李秀成回城后洪秀全虽然让他总负责天京防务,却并不甘心由他一人掌握兵权,先是听从歙县道士沈桂建议,设立六主帅——大主帅李秀成,副主帅纪王黄金爱(忠王女婿),东方主帅顾王吴如孝(太平天国宿将),西方主帅戴王黄呈忠(侍王李世贤部将),南方主帅刘逢亮(事迹不著),北方主将养王吉庆元(曾追随石达开出走后又折回的扶朝天军第二号人物),由这六人负责城防,有分散李秀成权力的意思,又让自己的侄子、驸马、亲信等参与防务会议,作为监军,不过总体上军事仍总成于李秀成,直到甲子十四年六月十六日城破。
天京城防务事实上做得并不差,曾国藩说“坚忍不屈”、“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正因为防务做得不错,才能在几次元气大伤后仍能在天京坚持到1864年夏天。太平天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和战略方面的失误所致,单纯防务方面的亮点不足以挽救”大方向“上的致命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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